[休闲灌水]大*陆流行音乐30年30张经典唱片（摘自天涯论坛 作者：记忆与印象） [复制链接]

1983年-1984年是老侯最风光才气最盛的时代，《新鞋子旧鞋子（侯德健作品集83-84） 》是侯德健回到大陆后的第一张唱片。专辑中的很多歌曲 ：《新鞋子旧鞋子》，《趁你还年轻》，《酒干倘卖无》，《归去来兮》，《熊猫咪咪》，《歌词1983》等，从80年代过来的朋友一定是再熟悉不过了。
　　《归去来兮》据侯德健自己说是源于他父亲的战友一个老兵的故事，“当年我离开家乡她才二十五／挥一挥衣袖是多少寒暑……想要再看一眼要等上多少年”“一去便不堪回首转眼就白头” 这首歌由李建复首唱，侯德健重新润色之后又再录制。李建复的演唱古意十足，侯德健的版本亲切现代。在同时代的创作者中，侯德健社会意识最强，作品的斗争性也最强，他的每一首歌都是杜鹃泣血的绝响。听惯了风花雪月的耳朵，可还习惯这样的幽远凝重? 与罗大佑的同名作品不同，侯德健的《未来的主人翁》从婴孩作为出发点来创作的，作者本人的意念并不明显，属于深藏不露的。对未来的主人翁的态度是宽松的，细腻的，一把胡琴的幽思贯穿了整首歌曲平静的演唱，这使这首歌曲显得冷静而又悲悯，恍然从一脸肃容中隐约意会到歌者隐藏着的一丝悲戚。这首歌面向下一代，写了他们不可逃脱的社会化命运和不可能发生任何改变的平庸一面，而每一代都是这样，无可奈何地抗拒然后无可奈何地拷贝着他上面的一代。侯德健 经常能揭示人生的冷酷无情的方面，揭示人的命运的不可改变的方面，这首歌也是这样。在展露社会化的主题方面，我们看到侯德健进行得非常彻底。他是平和的甚至有时是幽默的，在末段讽刺性的轻松一笑里我们却必须拼起生命的 全部力量来承接那过于沉重的泪水。这就是侯德健的高明处──举重若轻地击中人性的核心，落入人生的内部；而他的音乐也是既从容平淡又富于开拓的──一支木吉他民谣风格的琶音，配上一把胡琴的中国五声旋律，简单而又富足 ，并且使一首谣曲实现了完完全全的脱胎换骨，我们从中听到了中国流行音乐 的自信自然和自由。不同于《龙的传人》的中国主题，《龙的传人续篇》虽然仍在关注这片土地，却远远超出了仅限于中国人的主旨。《龙的传人续篇》是人类命运的追索，是对生命生生绵延的赞歌，是一支远比《龙的传人》更宏伟、更深刻也更有价值的歌曲。也许它出现的太早，也许它曲式太复杂，也许它因为更开阔的视野反引不起中国人的共鸣，总之它被自始至终彻彻底底静静悄悄地埋没了。《趁你还年轻》、《熊猫咪咪》是为程琳度身制作的，老侯是四川人，关心家乡的大熊猫，《熊猫咪咪》是中国最早的公益歌曲，当年红遍大江南北。郑绪岚唱的《就让它象一支歌》是写给西湖的，文人气很浓，谱了曲的散文诗，唯美。《Well I need to be alone》是专辑中唯一的英文歌，直译为“我需要孤独”。乍一听名字好像有点矫情有点无病呻吟，但意境是不一样的。《新鞋子旧鞋子》是侯德健在武汉的鞋店里看见家长给小孩买鞋，触景生情有感而发。道理很简单，切入点比较巧，平易近人，讲理而不说教，辨析而不居高。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歌词一九八三》，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看见在侯德健心里沧海是如何变成桑田的。

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主办的“听众最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揭晓。这次评选活动共收到了25万封群众来信，入选的都是当时传唱一时的抒情歌曲，俗称“15首”。包括《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15首”堪称中国大陆最早的“流行歌曲排行榜”。与今天的流行歌曲相比，这些歌非常正统，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然而在当时，这个评选仍然引发了一些争议，被视为集中反映了不健康思潮，是不符合时代的“靡靡之音”。所幸最后还是坚持了民意表达，终于使流行歌曲的口子逐步打开，“抒情歌曲”不再是禁忌，它和改革开放之初社会的开放、人们思想的解放紧密相连，成为当时标志性的文化事件之一。
1980年2月16日，正是大年初一。“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心忧愁。望穿双眼盼亲人，花开花落几春秋”———在首都体育馆，一场名为“听众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音乐会在进行中。李谷一的一曲《妹妹找哥泪花流》感染得台下的观众如痴如醉。接下来郑绪岚、李双江等歌手献唱《太阳岛上》、《再见吧，妈妈》……每首歌都引来潮水般的掌声。能坐一万二千人的首体挤得满满当当，观众拍红了巴掌。
　　“这是中国听众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投票来表达民意，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坐在中国音像协会办公室里，王炬回忆当年评选“15首”的盛况，笑着感慨道。作为评选的主要参与者，他目睹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步步开放。由中央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社联合主办的这次“听众喜爱的15首歌曲”评选，是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节点。
　　1979年，27岁的王炬转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任编辑。经过“文革”十年艺术凋敝，台里十年没有进新人，他是最年轻的一个。王炬的第一项工作是负责中央台的听众点播节目“中国音乐信箱”。他每天要读几百封听众来信，统计点播最集中的几首歌曲，然后在每周一的点播时段播放这些歌曲，每次45分钟。
　　“这个节目非常受欢迎。当时有个听众工作部，每天负责收信、拆信，然后给我电话。我就下去拿，扛一袋上来，我的办公室永远都是塞满了听众来信。”久而久之，观众的喜好都集中于一批抒情歌曲上，这引起了王炬及当时文艺部副主任康普的注意。
　　康普是一个敏锐的人。当时听众工作部做了一个听众调查，显示“中国音乐信箱”是颇受好评的一个节目，同时对点播率最高的歌曲也做了一个调查统计。康普捕捉到在群众中蕴藏着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通过听众来信，和不断收集在一起的曲目表现出来的，并没有人呼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该干什么”。康普找到了王炬。“她问我，咱们能不能把这些歌搞个什么活动，把群众的呼声反映出来？”
　　当时一些创作活跃的音乐人和音乐界权威之间存在着情绪对立。一方面王酩、施光南、谷建芬等词曲作家创作了很多新歌，由李谷一、李双江、朱逢博等歌手演唱，在群众中流传很广；另一方面主管部门却将这些抒情歌曲视为软性歌曲、不够健康昂扬而加以排斥。在康普的提议下，王炬和几个编辑专门开会讨论，最后决定采用听众投票的办法来反映群众的喜好。开始计划叫“优秀广播歌曲”，但后来由于评选结果引发争议，才决定用低调的名字“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
　　关于活动经费还有一番波折。康普最先提出要给评出来的歌曲发奖金，向台里申请两万块钱经费，但未能批准。王炬在当天的日记里特别失望地记了一笔：“成了一个荣誉奖”。几天后恰好《歌曲》杂志的舒小模得知此事，立即建议《歌曲》编辑部出资五千元协助举办这次评选活动。于是《歌曲》加入进来。中央广播电台在广播节目上发布评选的消息，并在《广播节目报》、《电视节目报》、《歌曲》杂志三处同时登出选票。王炬根据中央台一段时间内的点播情况，选出75首较受欢迎的歌曲作为待选曲目，制作了选票。
　　作曲家钟立民那时是《歌曲》杂志的编辑。对读者的热情他记忆深：“那时没有电话，不能发短信或上网，25万张票全是一封封信寄来的。第一天邮局通知我们去拿信，就扛回来7大麻袋的信。我们以为这已经够多了，没想到第二天来了14麻袋。”
　　中央广播电台那边也深感吃不消。王炬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1月11日，收到6600封来信，“大概算高潮了”。没想到第二天达到一万多封，第四天二万五千多封，到了1月16日，“早上用麻袋背了两次来信，突破三万封，总数已达到104700封”。王炬赶紧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警卫部队联系，请部队协助统计。《歌曲》杂志方面则由从部队转业的冯世全负责，联系他的老部队北京卫戍区部队，“几个团，拆了近一个礼拜”。

　　1月底统计结果出来了，入选的15首几乎全是抒情歌曲，且关涉个人生活和爱情，与宏大叙事的革命、战斗的音乐差距甚远。这一评选结果让主办者始料不及，也引来了后面的争议。
　　1980年2月号《歌曲》杂志上，“15首评选揭晓”的消息发布了。不过在当年的1月22日，王炬在日记里记载道：“前15首已经统计出来，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封存。”他记录的前几首是：《妹妹找哥泪花流》，14.3万多票；《祝酒歌》，十四万零几票；《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13.3万多票。
　　根据当时选票上的身份调查显示，青年人占投票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从来信地址看，城市青年占了绝大多数。显然支持抒情歌曲的最大力量来自年轻人。
　　1月23日，又有部队补报的数据来到，“与王惊涛加班，得票多少稍有变动”。这一天下午，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音乐家协会、《歌曲》杂志、总政歌舞团等多家单位的一群专家和领导到文艺部审听当选歌曲。
　　编辑王惊涛到库房里挑出当选曲目，按照得票多少的顺序编好，一首一首放给大家听。一律都是抒情歌曲，听起来太软，太缠绵了。有人提出做一些“平衡”，把排在第20位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排到第一。正在讨论时，站在大录音机那里放歌的王惊涛，突然用浑厚的男低音大声地说了一句“你们这是强奸民意！”
　　“这事过了这么多年，就这句话永远记得。这话整个影响了这个事件。”王炬说。王惊涛的话一出口，会议室里立刻静悄悄的，谁也不说话，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其他年轻人心里很乐，偷偷说，好好好。平衡名单的事不了了之。最后出炉的结果，更明朗昂扬一些的《祝酒歌》以微弱优势超过《妹妹找哥泪花流》成了第一。
　　“后来批评还是很多，说我们这个评选是抒情歌曲一花独放”，钟立民回忆，音乐界有人认为这个评选倾向不健康，入选歌曲思想性、艺术性不高，不同意对外发布。《歌曲》的主编时乐蒙等人支持评选，中央广播电台方面也坚持原样发布。舒小模在回忆中曾提到，当时《周总理你在哪里》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分别排在18和20位，于是音协领导提出将15首改为20首评选，或者将两首歌与《绒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替换。最后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全力支持，表示“就按群众的意见来”，15首广播歌曲才如实公布。
　　最后，公布的15首“听众最喜爱的广播歌曲”依次是：《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大海一样的深情》、《青春啊青春》、《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太阳岛上》、《绒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和《永远和你在一起》。全是抒情歌曲，其中李谷一演唱的就占了四首。
　　“其实每首歌单独拿出来都没有问题。但它们集中在一起就代表了一种思潮：就是所谓的靡靡之音，抒情轻柔取代了昂扬奋进的、口号式的歌曲。比如《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关于这首电影插曲就讨论了半天：一直以来都是党给我力量，爱人怎么能给人以力量？这样的十五首歌放到一起，代表了人们一种对个人化的生活，对音乐与爱情的渴望。”
　　王炬一直认为，并非群众真的认为抒情歌曲就一定比其他的好，而是有一种对多年的主流艺术的逆反心理。“所以十五首选出来之后，连我们这些老编辑看了都啧啧称奇。群众怎么都这么集中听这些歌？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冷静反思，我觉得还是有一种逆反心理。当时很多人都来信表达，认为这不是纯艺术的投票选举，而是一次对十年禁锢的反抗。”
　　1980年2月16日，“15首”的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上万观众把场馆挤得水泄不通。李谷一、李双江、郑绪岚，每首歌都是原唱到场。
　　冯世全说，《歌曲》杂志因为这场评选受益良多：“15首之后《歌曲》的发行量直线上升，哗的一下，我们的发行量从几万份涨到1983年的37万多份”。发售歌片也为杂志社和音协带来了几十万的收入。
　　评选已经结束，争论却仍持续了一段时间。不久，有人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康普。接着，为了平衡影响，1980年12月，由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了一次“优秀群众歌曲评奖”，希望“以革命的、前进的、健康的歌声鼓舞广大群众”。这次评奖由各省市词曲作家、音协负责人，各省市文艺团体推荐，由专家评委会投票选出31首。排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人民———战士的母亲》、《打桩机在歌唱》等。只有在后面的独唱部分，才有《祝酒歌》、《再见吧，妈妈》、《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15首”中较为铿锵明朗的几首入选。

王炬在日记里记载，1980年4月，在压力之下他制作播出了“部队歌曲12首，与15首做平衡”。他在日记里特别指出：播出后群众没有反响。
　　“当时音乐界内部对于抒情歌曲的争论很多”，冯世全说，1979年6月号的《歌曲》杂志曾经刊登了一次争论，争论对象是周琪华演唱的《丁香花说我爱你》。一位作者发文《丁香花诉说的是什么情调》，称这首歌“比过去的流行歌曲还要‘黄’一点”。作者特别分析了“我爱你”一句的曲调，称“一般正派人这种词也很难唱出口。就像找不到对象没人要似的，略带低贱，有损于社会主义新型妇女的形象和自尊心”。“试想，如果这首歌，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大家整天都哼着‘哎呀呀，我爱你’，那我们的社会风气将会是什么样子？”
　　《歌曲》杂志在1979年初刊登了《丁香花说我爱你》的词曲，随即受到批评。冯世全说：“那时候音乐界存在着保守和改革两种力量的较量。我们经常因为发表‘不健康’、导向不好的歌曲挨批。后来领导要求我们发批判文，就有了6月的这组争鸣，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同时登出的为“丁香花”叫好的文章是署名黄书田的《丁香花是香的》。文中说，谁也不会因为唱几句“我爱你”就不正派了。“《流浪者》插曲到处都在唱，不见得就到处一片流浪之声。”
　　1980年批判《乡恋》则是这种较量的白热化。在这一年4月，音乐界人士在京郊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要议题就是批李谷一演唱的《乡恋》和王酩作曲的《妹妹找哥泪花流》。有一负责人点名批判《乡恋》，称毛病就出在李谷一的“气声”唱法上。这种喉头放松，发出气流摩擦的轻声被视为“港台明星的唱法”，是靡靡之音，不正经，离经叛道，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报纸杂志上接连出现批判文章，李谷一被指为黄色歌女。但《乡恋》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1983年应观众强烈要求《乡恋》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李谷一才算获得正名。
　　“中国的流行歌曲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一路都是坎坎坷坷的。”冯世全感慨说，80年代“流行歌曲”曾一直是个禁忌词汇，是低俗、不健康、港台味、黄色、无艺术性的代名词。1984年央视首度举办“通俗歌曲大赛”，“通俗”于是替代“流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来表示大众喜爱的歌曲。摇滚乐也受到压制，“直到90年代初摇滚乐还不能进剧场，不能上电视和电台”。
　　“15首评选的意义就在这儿，它是第一步。从那以后，流行歌曲的口子逐步打开，直到今天已经是非常自由———时代就是这样一点点进步的。”他最后感叹。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一张我过去从没有听说过的唱片（那时的我只是小屁孩一个），当了解了这张唱片背后的故事，真的为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的起步时的艰辛而深深感慨， 也向那些为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的奠基做出贡献的人们致敬。

１９８６年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经过数年来港台音乐的冲击、输入，内地音像市场初步建成。在此情况下，呼唤内地本身的创作就成为一个客观的需要。20年前在北京，为纪念献给国际和平年郭峰等人组织了一场百名歌星演唱会。其中的主题曲《让世界充满爱》由全国各地聚集而来的128名歌手演唱， 崔健、韦唯、常宽、毛阿敏、田震、蔡国庆、李玲玉、孙国庆等128名流行歌手都在其中。《让世界充满爱》音乐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所有人听到风格那么特殊的音乐时，惊异之情可以想象，他们的风格受到大家的喜爱和认可标志着大陆的流行音乐的兴起、原创流行歌曲真正起飞。当时大环境对通俗歌曲的评价：通俗歌曲(那时流行歌曲被称为通俗歌曲)只能表达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大主题。也正是为了改变乐坛的这种偏见，当时还不是大腕的这些歌手们聚集一堂，在首都体育场共同演唱了《让世界充满爱》，当前奏音乐响了起来，韦唯、程琳、杭天琪、付笛声、蔡国庆、崔健、孙国庆、常宽等一百多名歌星从两侧登上舞台，他们手拉手，肩并肩，本来偌大的舞台在他们的身影中消逝。很多人当时就留下了热泪。这场震撼当时乐坛的百人合唱，在内地流行音乐史上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 《让世界充满爱》音乐会的推出，标志着内地流行音乐创作群的崛起和流行音乐成为社会音乐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时期的到来。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人们对流行音乐总体上是不能接受甚至是排斥的，有关部门曾有硬性规定：“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这使得流行乐手们始终没有当众举行音乐PARTY的机会。
　　1986年初，当时只有22岁的郭峰，实在无法认同当时大环境对通俗歌曲的评价：通俗歌曲(那时流行歌曲被称为通俗歌曲)只能表达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大主题。血气方刚的郭峰在心中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作出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乐坛的这种偏见。
　　当时，正值国际和平年。中国录音录像总社一个年轻的女编辑受香港举办世界和平演唱会的影响，向郭峰做了个提议：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百名歌星的演唱会，献给世界和平年？”这个建议和郭峰的想法不谋而合。当时，郭峰手中正巧有一首刚刚做出的《走向明天》，于是在这首歌曲的基础上，在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和东方歌舞团的支持下，《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期录音开始了，在录音当天，百名歌手陆陆续续走进录音棚。
　　在《让世界充满爱》录音之后不久，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举办了一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大型音乐会。郭峰认为，这是文化部门第一次对流行音乐破例，足以说明在当年对流行音乐的认可。
　　1986年5月里的一天，北京首都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地改造的舞台。被一盆盆鲜花围绕，由一幅幅水粉画印衬的舞台，构成了当时最时髦的演出现场。在这种氛围中，《让世界充满爱》的前奏音乐响了起来。百名当时最出名歌星从两侧登上舞台，同声高唱《让世界充满爱》。
　　他们手拉手，肩并肩，本来偌大的舞台在他们的身影中消逝。尽管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服装太土气，那时候的舞台太过时，那时候的演出动作太乾涩，然而我们大陆的流行歌坛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这场震撼当时乐坛的百人合唱，在内地流行音乐史上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
　　以现在流行歌坛的繁荣，不要说百名名歌手，就是凑够千名“天王天后”充数来搞个大型演唱会已不会是一件难事。但我们现在想象不出当年，汇聚这100名歌手阵容是一种怎样的一种艰难创举，它代表的是一种虔诚和理想、一种声声不息的创新与追求。这首作品已成为中国流行乐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也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一个最美的辉煌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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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充满爱》大图，看看里面有多少熟悉的面孔？

《让世界充满爱》音乐会上的另一个经典记忆：崔健首唱《一无所有》。

　　这是一个被反复谈论和记忆的夜晚：1986年5月9日，工人体育馆《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打扮另类的25岁青年崔健，从瘦小的身体里吼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全场为之震撼。那一刻，被认为是内地摇滚乐的诞生。对此，本报曾有一句被广为传播的评论：“《一无所有》出现之后，中国的音乐市场上将不再一无所有。”
　　崔健和他的摇滚乐，像一把尖刀刺进了现实，呐喊出了一代人内心的迷茫与思索，传递出一个时代变化过程中青年人反思和表达自我的理想和勇气。
　　经典的场面被反复演说，已经变成传奇了。
　　直到今天，很多人仍在津津乐道：崔健当时穿的是一件大清国的长袍？一件马褂或是旧军装？总之，他拧巴地挽着的一只裤腿，他的大皮鞋，他的长发，连同他初登大舞台的拘谨和无措，都被盛赞充满了叛逆的气质。
　　而他从胸臆间吼出的《一无所有》，刚唱第一句台下立刻欢声雷动。在他的歌声中，人们解读出诸多丰富而划时代的意义。学者周国平就如是说：“它使人想到遭遇体制转变的一代青年的处境：没有了意识形态所规定好的现成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也已经或即将失去体制所安排好的现成的谋生手段和饭碗。”“当许多人陶醉于解放带来的实惠时，崔健看到的却不是歌舞升平，而是失去传统之后的荒凉，荒凉中的自由，自由中的追求。”因此，《一无所有》被认为准确地表达出那一代青年强烈想表达却苦于没有说出口的心声。
　　这一切的到来让崔健始料不及。对他而言，《一无所有》原本就是一首情歌，当时的女友就总是笑他“一无所有”。而演出时的装扮更是无意的：他和自己的乐队成员都没想好穿什么衣服，大家都带了一堆衣服来。崔健挑了半天都没合适的，随手捡起王迪父亲的一件冬天套棉袄的对襟大马褂一披就上场了，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有一只裤腿是挽着没放下来的。
　　“没想到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会成为历史镜头。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但在我看来特别无聊。”“唱完《一无所有》后，我不愿意跟人闲扯。”非常不愿意谈论过去的崔健，对于人们反复讨论他上世纪80年代的成就感到很无奈，他不喜欢任何刻意的描述，觉得当时的一切都来得太容易。“80年代没有别的声音，只有主旋律和流行音乐，所以别人很容易听到摇滚的声音，当时我的《一无所有》、《花房姑娘》都是主流的歌。”崔健今天这样对记者说。
　　或许太多的历史镜头记录的都是偶然的片断，然而一个时代标志的诞生必定是时势使然。

1991年，魔岩文化发行了一张名为《中国火》的摇滚合辑。合辑一经推出，引起巨大文化效应，并成功的推动了内地摇滚乐浪潮。在卡带盛行的时期，该张合辑的正版销量达到了数百万张。缔造了中国原创、摇滚音乐的巅峰。对内地音乐的之后的走向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张楚的《姐姐》等歌曲承载了中国第一代摇滚青年太多的记忆和感动。在96、98年，滚石唱片又陆续发行了《中国火》2、3两张合辑欲续写传奇，但终究都没有引发像第一张合辑那样的巨大影响。

“魔岩文化”在九十年代初大力开展在中国大陆的业务。“黑豹”乐队、“唐朝”乐队……这些带动中国摇滚乾坤的生力军都来自“魔岩”旗下。说是文化侵略也好，摇滚渗透也罢，总之，“魔岩”让第二代中国摇滚人得以迅速成长。可惜的是，春天是那么短暂“魔岩”的大陆推广计划最终还是以失败收场，留给我们的只是无尽的回忆与追思。
　　《中国火1》，我把它看作是一张用来“自毁”的专辑。自我陶醉、自我放纵、自我毁灭。
　　凭借一首《姐姐》，张楚让全世界华人领教了一个忧郁诗人内心的力量，那种澎湃的力量能砸碎任何体制，甚至曾经的自己.他的音乐有着浓厚的民谣味道，但摇滚的内核深居其中。这首《姐姐》，便是张楚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一首让人听了会心痛不已的歌。歌中张楚的激越和忧伤都带有一种残酷的美感！张楚是现代社会的游吟诗人。他的音乐创作出自本能，文字的部份则具有惊人的质感和强烈的歌唱性。他的忧伤是冬日里的轻烟，真实而且温暖。他不会太过愤怒，因为他始终不太相信自己的力量。《姐姐》是一首叙事性的歌曲，尽管它并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青春期的少年对“温柔”但“爱流泪”的姐姐的依恋和弱势群体“我要回家”的呼唤各自独立又互相映合，成为90年代中期令人深思的文化意像。
　　制作《给我一点爱》时，面孔乐队刚刚组建一年。超载乐队的同名专辑没上市以前，大家都以为这就是重金属音乐了。事实上，面孔乐队也的确想做出中国人自己的金属乐，可是由于自己的技术还很有限，所以做出来的音乐总是显得偏流行，有的甚至不伦不类。还好，后来他们的那张《火的本能》终于找到了一些做前卫音乐的窍门。
　　有谁敢擅自评论“ADO”乐队呢？这么豪华的阵容，这么老牌的组合，我们真的“不能随便说”！“ADO”乐队成立于1986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崔健的伴奏乐队，可谓经验丰富。收录在这张专辑中的《我不能随便说》有绚丽的键盘飚技，来自马达加斯加的艾迪唱着蹩脚的国语，巴拉什的贝斯的确有布达佩斯的面包香味，不愧是真正的艺术家。
　　“尽量在这一刻抛开假面具……”《永久地等待》是献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不知道赵刚现在在做什么，那个时候的他可是像我一样绝望的啊！有时候，绝望是一种力量，冲破常规的束缚，把该忘掉的都忘掉，轻装上阵，杀死曾经的自己。每一个自毁的人都等待一个结果，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必须得有一个答复，否则，死的人会更多。
　　《SEARCHIN’FOR YOUR LIFE》来自香港的“anodized”乐队。乐队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应该叫做“阳极氧化处理”，好奇怪的名字，地下乐队总是以名字出奇见称，比如“涅磐”，这样一个佛教用语恐怕很少出现在美国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中。专辑的内页介绍中曾经慨叹，没有收录到台湾的乐队，否则倒可以实现摇滚式的中国一家人大团圆了。
　　这张专辑中我最喜欢的歌要数“红色部队”乐队的《累》了。陈劲扯开了破锣嗓子唱着自己内心的不满与郁闷。有意思的是，唱歌的时候陈劲有明显的西北口音，而曲末朗诵的时候，却又说着一口地地道道的普通话，故意的吧！那种玩世不恭是深层次的，我不愿把它归为朋克，更不觉得这样的音乐是垃圾，最重要的是，他们唱出了最真实的、新时期中国青年的内心世界：聒噪、无为、颓废、自毁……这样的音乐才是优秀的。请容许我这样刻薄的歪理邪说，毕竟，中国摇滚太需要扶持了。《累》由于它露骨的对欲望的描写，以及更进一步的“反动”内涵，该歌自发行之日起就遭禁播，可怜的命运。其实再平常不过了，中国的地下音乐有几首能拿到到中央台播的？这真是个天大的玩笑！不知道是为了避嫌还是由于乐队成员有各自的发展计划，“红色部队”乐队在专辑发行的同时便宣布解散……那时1993年，中国新音乐的春天正在到来，我们本可以期待一支非常有批判意识的乐队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只可惜……呵呵，是要怪体制还是怪自己？我常常把这样的现象归罪于乐迷本身，说实话，我们没有给这些新兴艺术家以应有的、足量的支持。每年清华、北大都有人跳楼，而这样无声无息的自毁能给社会带来多大的震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