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长篇连载，每日更新） [复制链接]

　袁伟时先生在书中举了两个例子，说为了维护国内利权，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即上海机器织布局），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到1890年开车生产，中间足足折腾了14年。其间，李鸿章又请朝廷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这下好，后来张之洞也想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发电报问电李鸿章：“听《申报》上说，你给上海布局奏批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不知是否专指上海一地？”说到这里，张之洞有点底气不足，又赶紧解释道：“我们广东织布官局主要自产自销，应当不至于妨碍沪局的利益。”李鸿章收到后答复说：“你们广东设官局织布，距上海较远，似也无妨。”

　譬如大清帝国的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他在回国退休后，想筹办一个航运公司，但屡经波折，办不下来。后来他写信给李鸿章的抱怨说：“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亲自出面筹办并已筹集资本两万余，但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
　　
　　“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郭嵩焘的话点到了问题的本质。开始兴办洋务的时候，那些顽固守旧的士绅阻挠，而士绅们开化后，想要兴办实业的时候，却又遭到官府的阻难。当时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最为典型的便是在兴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的时候，一律实行批准制，而其中则是为效率低下、腐败成风的官办企业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连郭嵩焘这样的官场退休人士都难以通过官方批准这一难关，更不要说一般人了。

　应该说，从清末新政到抗战的全面爆发的三十多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很快，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着列强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1912-1920年的发展速度高达13.8%。即使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虽然有内战不断、社会动荡的影响，但当时的经济仍旧维持了一个较高的速度发展。比如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中，中国工业仍旧年均增长了9.2%。毫无疑问，经济的发展是有衔接的，我们不应该忽视清末新政在其中起到的基础作用。
　　

　　　　文章越看越不由自主的佩服的慈禧的权力运作，看看和他一个时代都有谁，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奕?、肃顺、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光绪、宋教仁、黄兴，这些人谁不是人杰好汉，李鸿章、曾国藩、袁世凯这种官场权术大师也要被慈禧握于掌中，何论孙中山等人在慈禧时期于国内一事无成，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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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清廷可谓是进退两难。新政的种种变革措施，如废科举、练新军和法制改革，都从根本性上动摇了传统专制体制，而清廷当时又无力对其进行新旧整合，其动荡在所难免。比如废除科举消除了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障碍，但同时也割断了那些士绅阶层与清王朝的联系，使清王朝陡然失去原有的中坚支持力量。这些社会精英分子从原有机制中疏离出来后，其离心倾向和反叛意识也随局势的恶化而增强。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和编练新军上。清廷推行这些措施的本意是强国强军，但现存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对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毫无吸引力，而新军队因为这些人的加入，反而走到朝廷的对立面。
　　
　　清末新政对政治的改革也收效甚微。澄清吏治向来就是一件长期而困难的事业，稍有松懈，必有反复，历朝历代决无例外。就拿废除捐纳制度来说，当时即使能把明的公开捐纳停掉，但又岂能防得住暗的买官卖官---倒还不如公开捐纳，至少朝廷还有一份收入。

　一、不堪一击，旧军队寿终正寝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清廷提出：“非练兵无以自强，而练兵必先筹饷。”鉴于“筹饷练兵”在清末新政的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做得最成功、影响最大，所以为之独辟一章。
　　
　　说到编练新军，就不得不先说说清朝军队发展的历史脉络。明末李自成推翻明朝的时候，吴三桂又将满洲八旗放入关内，由此满人夺了汉人的天下，天命如此，也怨不得谁。只是八旗铁骑虽然精锐，当终究人数有限。要算起来的话，当时满洲八旗也不过区区六万人，即使再加上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也不会超过十五万人。以这十五万的兵力去统治上亿的汉人，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为此，满人当时便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便是“以汉治汉”政策。所谓“以汉治汉”，在军事上来说，那就是沿用明朝的卫所军事制度，由各省自筹粮饷、自己组织防军，也就是清朝兵制里的绿营。当时绿营大概有六十余万人，分别驻扎在各省特别是沿海和边陲地区。
　　
　　清朝建立后，八旗兵无仗可打，便驻扎在京城并在各省建立满城，不与汉人来往。八旗之所以要与汉人隔开，是因为他们是世代为兵，并不从事生产，平时全靠朝廷（也就是老百姓）养着。按清朝军制，八旗的兵额为二十二万人左右，全部是从旗人中挑选，当时有亲军、骁骑、前锋、护军和步军五个主要兵种，另外还有神机营、健锐营、枪炮营和藤牌营等特殊兵种。可惜的是，八旗兵的名称都挺威武，但由于生活条件改善太快，又享有不事生产的特权，结果很快便丧失了入关时的锐气，堕落成一帮老爷兵。譬如平定吴三桂发起的三藩之乱时，康熙便发现这些八旗兵完全不中用，只得去仰仗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了。

　绿营是在明朝军制的基础上招募汉人组成的军队，因为使用绿旗，所以称之为绿营。绿营是各省建制，自建自养，兵种分马、步、水师等传统兵种，按标、协、营进行编制。在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兵表现勇猛，一同作战的八旗兵只有在边上看热闹的份。不过，绿营兵也是世袭兵，这种近亲繁殖的结果只能导致绿营的战斗力很快下降，雄风不再。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军队作战能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清廷对带兵的将领不信任所导致的军事制度。吴三桂叛乱后，清廷便有意约束那些握有军权的将领，凡是中层以上的带兵官都要经常轮换，即所谓“将不专兵”制度。另外，那些高级指挥官如提督、总兵，都得听从那些科举出身的总督巡抚，这便是所谓的“文人将兵”制度。这些制度的结果，必然是导致朝廷内外重文轻武，弄得那些满蒙武将也以不文为耻，最后也都跑去吟诗弄月，附庸风雅，武将文风，那还打什么仗！

　　无能归无能，这八旗和绿营收拾小规模的农民军还是问题不大的。不过，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便把这些旧军队的破落底子全给揭了出来。譬如当时领兵去对付洋鬼子的，不是专业武将，而是文人出身翰林学士林则徐；而后来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一役，更是个“不战、不守、不和”的书呆子叶名琛---他老人家还是进士出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