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桃花源和California Dreaming
“竹林七贤”的酣饮醉谈,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和梦里那个桃花源，蒙特利的音乐节，John Lennon唱出直白的情书， Jim Morrison在诗句里自我解剖…… 那么是什么支撑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携领着他们飞蛾扑火般的旅程？ 魏晋的名士都注重精神世界的纯净，无视功名利禄和富贵，内心旷达，形迹放浪，这就反映了整个时代对传统礼教的挑战，对腐朽文化的不满。老庄思想就是最锐利的武器。 魏晋最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就是玄学了。老庄思想可以让人们摆脱现实的纷争回归自然，回归自我。而儒家思想陷入了矛盾：它在这个动乱的年代已经实在无法成为社会的规范和主流，可也不能完全从人们的思想里消失，于是就有了“援道入儒，儒道合流”的玄学。 “魏晋名士好老庄，何晏有《无为论》，王弼有《老庄注》，阮籍有《达庄论》，郭象有《庄子注》，嵇康则标榜‘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国史概要》） 而真正反映“魏晋风流”的精神特质的，是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的言行风范：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斟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世说新语》） 庄子自然纯朴的审美观，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恬淡纯朴的自然意境，它要求人们去掉人为造作，提倡回归自然，持守自身质朴的本性。在他看来，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陶渊明描写他的恬淡纯朴的生活，写出了生活的脱俗超然，正应和了道家的艺术境界：“少无失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 这样的逃避现实的方式是很多名士所选择和追求的，这是他们洁身自好的最好途径：既表露了自己对当权者的不满，又比较安全，也符合老庄思想反对功利的价值观。他们也向往着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无君无臣，自耕自织，无忧无虑。 可现实生硬地刺痛着梦想：曹操为消除异己，就杀死了孔融、杨修等名士；到了魏晋政权交替，曹氏和司马氏殊死斗争，被害的就有何晏、嵇康、夏侯玄等人，到了两晋，政治环境不断恶化，以至于“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评论政治是不敢的，为了填补精神空白，专谈玄理的清谈风行，而清谈的内容，主要就是《周易》、《老子》、《庄子》这“三玄”，突破了“独尊儒术”，又结合了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达到了哲学上的一个高峰。 追求超越世俗的生活方式，带着浓重的文化怀疑和避世的无奈，是另一个国度和另一个年代…… 在那个年代，乐队避开商业操作，离开公司和录音室，乘着大巴在旧金山的街巷里漫游，参加露天免费演出，多少艺术家在那里成长着。这座满是鲜花和白衣的城市是嬉皮运动的圣地。20世纪60年代最优秀的电声迷幻摇滚乐队Grateful Dead的领袖Garcia曾说：“我希望留一块洁净的地方，我希望我能与它一起燃烧。”乌托邦的大同圣景引领着年青的人们。 呼喊与迷惘，挣扎和沉沦，作为个体斗争的典型，20世纪60年代的人们把文化、艺术到社会结构甚至政治、经济个人化，陈腐的主流文化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底层进入了社会、性进入了身体、勇气进入了青春、革命进入了日常生活”。每个人都试图改变世界，而世界也正在自己的轨道里变化着，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正在建立，西方的权利模式动摇了。 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嬉皮士们主张唤醒的是个人不是群体，在社会斗争和政治运动里，他们没有暴力，只要：爱与和平。在今天看来这种幼稚和天真几乎可笑，可是我们猛然间似乎也了发现自己内心的渴求，被纯真感动。精神解放和青春燃烧的岁月里，乌托邦这个字眼的魅力就是她的敏感和唯美。有人说，爱与和平的嬉皮理想与其说是在毒品的颠覆和扭曲下遭到破灭，不如说是自欺的人性麻痹后达到极限的自然决堤。但以美丽、年轻、自觉的和平方式爆发的混乱，乃至梦幻的乌托邦幻想都是令人神往的。 保持心灵纯净的愿望和回归自然的想法，无论魏晋名士还是嬉皮士都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