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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中*国*文*化*****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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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70楼 发表于: 2008-03-03 23:46:47
看了两天才看完....
正好最近在看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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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71楼 发表于: 2008-03-04 08:05:53
哈哈难得楼主费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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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72楼 发表于: 2008-03-04 08:47:46
谢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大家喜欢!我会继续努力的!
离线大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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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73楼 发表于: 2008-03-04 08:54:00
继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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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74楼 发表于: 2008-03-04 08:57:52
二十四史,俺也想看,可惜俺没时间,等俺有了时间,俺又不想看,咋办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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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75楼 发表于: 2008-03-04 16:24:06
中国古代的24史分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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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76楼 发表于: 2008-03-04 16:24:34
《二十四史》包含:《史记》、《汉书》、《后汉书》、《 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 、《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 、《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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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77楼 发表于: 2008-03-04 16:24:51
01.史记 (汉·司马迁) 02.汉书 (汉·班固) 03.后汉书 (范晔、司马彪)
04.裴注三国志 (晋·陈寿) 05.晋书 (唐·房玄龄等) 06.宋书 (南朝梁·沈约)
07.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 08.梁书 (唐·姚思廉) 09.陈书 (唐·姚思廉)
10.魏书 (北齐·魏收) 11.北齐书 (唐·李百药) 12.周书 (唐·令狐德h ?
13.隋书 (唐·魏徵等) 14.南史 (唐·李延寿) 15.北史 (唐·李延寿)
16.旧唐书 (后晋·沈f+等) 17.新唐书 (宋·欧阳修、宋祁) 18.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等)
19.新五代史 (宋·欧阳修) 20.宋史 (元·脱脱等) 21.辽史 (元·脱脱等)
22.金史 (元·脱脱等) 23.元史 (明·宋濂等) 24.明史 (清·张廷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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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78楼 发表于: 2008-03-04 16:27:05
史记

简介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下限到汉武帝末年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利于现今的读者学习参。... ...

  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作者生平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 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 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 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 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 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 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 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 《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 》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 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贡献与特点
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对《史记》的研究与考证
  《史记》在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 司马贞,注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 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rb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rb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rb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 《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
   
  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
   
  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从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分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rb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rb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
   
  《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rb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
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中华书局新标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 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
  
  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而《史记》的文学研究仍是百年来的重头戏。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其中多文选入语文书。

评价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受到当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历史观是唯上唯心的,这也很程度上使其作品内容的历史真实性与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考证著作一览
史记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1页
史记正讹3卷(清王元启)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881-927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 585-598页 乾隆四十年刊本
订正史记真本凡例(宋洪遵) 学海类编本 逊敏堂丛书本 此伪书
史记阙篇补篇考(清汪继培、孙同元) 诂经精舍文初集卷8 汪文又见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2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2-4页
史记索隐30卷(唐司马贞) 汲古阁本 扫叶山房刊本 广雅书局刊本
小司马索隐注误1卷(明杨慎) 升庵文集卷47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5页
史记正义(清谭师吉辑) 抄本 此书据王本史记摘出,并博考他书所引,为之补漏订误。光绪初年,稿本归苏州艺海堂书肆,见叶廷琯吹网录。rb人作会注考证时所云得旧抄本史记正义,疑即此书。
史记正义校补(近人高步瀛) 稿本
史记辨惑11卷(金王若虚) 滹南遗老集卷9-19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6-49页
史记考要10卷(明柯维骐) 嘉靖20年刊本
史诠5卷(明程一枝) 万历7年刊本 一枝曾助凌稚隆编史记评林
读史随笔1卷(明陈懿典) 学海类编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影印本,题“读史漫笔”,50-55页
史记注补正(清方苞) 抗希堂全集本 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56页—83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875-902页
史记评语1卷(清方苞) 戴钧衡刊望溪全集 集外文补遗卷2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84-91页
史记考证7卷(清杭世骏) 道古堂外集卷7-13 已散见殿本各卷考证中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2-158页影印道古堂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517-583页影印民国刻本
读史记札记1卷(清潘永秀) 昭代丛书丁集补本
史记志疑36卷附录3卷(清梁玉绳) 清白士集本 广雅书局刊本 光绪14年馀姚朱氏刊本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无附录 丛书集成第148-159册 清儒多推重此书,惟李慈铭讥其强解三代以上事。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159-517页缩印
读史记杂志(清王念孙) 读书杂志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518-620页
史记疏证60卷(清沈钦韩) 北京图书馆有抄本
史记评注12卷(清牛运震) 空山堂全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621-897页
补史记注130卷(清钱土占) 未刊 临卒,以稿授松筠,见汉学师承记卷3.
史记辨证10卷(清尚镕) 道光10年刊持雅堂全集本 同治中重刊全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898-931页,前附重刻持雅堂全集序(萧浚兰)
史记集说130卷(清程馀庆) 1918年石印本 此书成于道光19年,向无刊本,石印甚简陋,遂不为世重。
史记校2卷(清王筠) 故宫博物院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32-973页题民国24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校印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419-460页民国24年印本
史记纪疑2卷(清刘青芝) 刘氏传家集本
史记蠡测1卷(清林伯桐) 修本堂丛书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74-988页
史记拾遗7册(清林茂春) 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引书止经籍篹诂,成书当在嘉庆以后。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659-874页稿本
史记毛本正误1卷(清丁晏) 颐志斋丛书本 广雅书局刊本 丛书集成第147册 此正汲古阁刊本史记集解之误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89-993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027-?页 广雅本
景佑本史记校勘记(龙良楝)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925-1026页台湾影印本
校史记杂识(清钱泰吉) 甘泉乡人稿卷5
读史记1卷(清许玉 ) 苏州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正义佚文纂录(近人李蔚芬)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95-231页影民国刻本
史记正义佚文辑校(今人张衍田)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5卷(清张文虎) 金陵书局刊本 文泱:中华书局1977年整理点校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71-194页同治11年金陵局本
史记札记(清郭嵩焘) 1957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读史记日记两种(清李德基 朱锦绶) 学古堂日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94-995页牛锦绶读史记日记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 李德基 399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朱锦绶413-418页 雷浚等编光绪刻本
读史记日记3卷(近人沈惟贤) 学古堂日记本
史记札记2卷(清李慈铭) 1928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71-79页
点勘史记130卷(清吴汝纶) 1920年南宫邢氏刊本 1915年都门书局铅印本 此书一评文为主,间附考证语极精。
史记散笔2卷(清于鬯)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校勘札记130卷论例1卷补1卷(清刘光蕡等) 光绪21年陕甘味经书院刊本
史记校注(佚名)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599-658页民国影印本
读史诤言4卷(清章诒燕) 江阴先哲遗书本
史记私笺1卷(清鹿兴世) 光绪28年山西高平县刊本
史记新斠注(清张森楷) 南京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探源8卷(近人崔适) 宣统二年崔氏觯庐刊本 北京大学铅印本 辨证史记之窜乱,以今文家言为主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1-70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70页宣统二年刻本
史记发微(近人杨赞襄) 1910年成都石印本
读史记蠡述(李澄宇)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847-880页
史记识误(近人周尚木) 1928年石印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461-516页 民国17年石印本
史记三家注补正8卷(近人瞿方梅) 学衡第40、45、55、57、58期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80-125页
史记解诂(近人吴国泰) 1933年成都居易簃丛著本
史记纪年考(近人刘坦) 1937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126-461页
史记考索(近人朱世榛──溱?) 1947年开明书店铅印本 文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朱东润)
史记旧注评议13卷(近人王骏图撰王骏观续) 1947年铅印本
史记订补8卷(近人李笠) 1924年自刊本 又有史记订补之馀,见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卷1号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462-556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233-331页 民国13年刻本
史记会注考证130卷(rb泷川龟太郎) rb印本 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文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本
史记会注考证驳议(近人鲁实先) 1940年长沙湘芬书局铅印本 文泱:岳麓书社1986.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557-605页
史记书录(今人贺次君) 1958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读史记十表10卷(清汪越撰徐克范补) 雍正元年刊本 1927年南陵徐氏影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删史记原文第1册 据原刊本
史记六国表新校正1卷(近人陈汉章) 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正讹1卷(清王元启) 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册(题:史记月表正伪)据广雅书局刊本
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校补1卷(清卢文弨) 群书拾补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册
史表功比说1卷附侯第表(清张锡瑜)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 丛书集成第160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606-?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902-924页 广雅书局刊本
楚汉帝月表1卷(明吴非) 贵池先哲遗书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册据刘氏唐石簃贵池先哲遗书本

史记目录
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卷二 夏本纪第二
卷三 殷本纪第三
卷四 周本纪第四
卷五 秦本纪第五
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卷二十一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
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卷四十一 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卷七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卷八十九 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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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79楼 发表于: 2008-03-04 16:29:21
汉书
  又称前汉书,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撰,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汉书》的编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3—54)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几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史记后传》。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 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封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部书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又根据其他人如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诸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书称《著记》一百九十卷,此是汉廷史官所撰,或许亦为班固撰《汉书》时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话说:“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沫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此谓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者,亦可说只是一些札记。故谓他“编录汉事”,殆是一条一条一段一段地编录。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编录本来校班固的《汉书》,几是全部采取了刘子骏的编录,没有用的只有两万多字。葛洪这段话,不像是随便造说,可是当好好审读。第一,刘歆书只是个杂录,非有成书。第二,说“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此语可分两个讲法。一是班固《汉书》完全抄了刘歆;一是刘歆《汉书杂录》,为班固完全抄了。此两讲法大不同,我们绝不能说班固《汉书》“全取刘书”,明明他父亲就写了几十篇传。但刘歆的编录,班固却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万多字。刘歆乃西汉末年一位大学者,他编录了一百多卷材料,全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于《汉著记》一百多卷中间材料如何,我们无法知道。若说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刘歆在西汉学术上的地位,则或许还应在扬雄之上,决不输过班彪。班固花了几十年工夫,凭借他父亲及刘扬编录下的许多好材料在那里,倘使诸位今天要写一部民国史,而从前有人先有一部笔记预备写民国史的留给你,那自然用处就大了!刘歆所录下的材料总是很有用。试举一例,《汉书》里特别详及谷永。此人对刘欲发生着大影响,在《刘向、歆父子年谱》里,说谷永是当时大儒,汉代后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响非常大。刘歆助养代汉,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后来魏晋篡位之比。今《汉书》里谷永材料特别多,或许正是刘歆所编录也不可知。
  我们批评《汉书》内容,同时就该批评到班固这个人。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诸位不要认为书写出便是。如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他便是个史学家,此固不错。但我们也得反过来看,因他是个史学家,才能写出一部历史。而且我们也不要认为每一作者之能事,尽只在他写的书上。孔子之为人,不能说专在写《春秋》。周公之为人,也不能说专在《西周书》里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上。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但尽管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汉书》,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郑樵《通志》里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在《文选》里班固有《两都赋》、《幽通赋》等,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但若说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那话或许讲得过分些。写史当然要抄书,太史公《史记》也何尝不是从旧史料中抄来。《汉书》最后一篇《叙传》,正是学《史记》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写书归之其父之遗命,即在《报任少卿书》中亦然。而班固的《叙传》却并没有讲到他父亲,说他自己的《汉书》只是承续父业。有人为班固辩护,在《汉书》里也曾称到他父亲,而称“司徒椽班彪”。看这五字,便见与司马迁不同。司马迁称他父亲为太史“公”,不直称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见是司马迁之尊亲。而班固称他父亲便直呼“司徒椽班彪”,这可说是班固的客观史笔吗?班固写《汉书》,或说开始固是继续着他父亲的写下,后来则是奉了朝廷诏旨而写,因此他不能说我这书是继续父亲的,这也是强为辩护。无论怎么讲,总觉得班马两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继承父业,而把父业抹去了,在他《叙传》里没有大书特书地把他父亲写出来,单拿这一点论,郑樵称之为“浮华之士”,实不为过。
  当时有人说班固写《汉书》有“受金之谤”。别人贿赂他,希望写一篇好传,或者把坏事情少写几句,这话见于刘知几《史通》。当然是相传下来有此话,所以刘知几《史通》也讲到了。在先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史传篇》里已为班固辩诬,说“征贿鬻笔之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来批评《汉书》。可是郑樵《通志》又说,东汉肃宗曾对窦宪说:重视班固而忽略了崔骃,那是不识人,等于叶公之好龙。平心而论,班固在人品上学术上或许不如崔骃,是可能的。然而《汉书》一出,“当事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在王充的《论衡》里也就屡次提到班固《汉书》,可是后来又有人说王充看见了班固,那时班固还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头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大事!这就不可靠,不过王充曾称赞过《汉书》则是事实。只举一人,后来写《后汉书》的范晔,在他的《后汉书》里便有班彪班固的传,他曾批评司马迁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马迁的文章“直”,而事则“核”,是经得起考据和批评的。当然《史记》里也有事情讲错的,不晓得多少,大体言之,文直事核,纵有忽略,也可原谅。“赡”就不如“直”,“详”亦不如“核”。若使文赡而不真,事详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说《汉书》叙事不过激也不诡异,不把一人一事过分压低,或过分抬高。“赡而不秽”,是说整齐干净不脏乱。“详而有体”是说每事本末始终,表里精粗都有体。故能“使读之者亹亹不厌”,《汉书》能成大名,确有道理。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但范氏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这些病痛,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诸位如读太史公书,即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此等文字,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写之,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想见其人。《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何处见他排死节?何处见他否正直?例如《龚胜传》,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而班固说他“竟夭天年”,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而死节转贻讥了吗?又如王陵、汲黯,此两人,太史公《史记》里都有,《汉书》称他们为“戆”。又如《王章传》,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而是把是非颠倒了。范蔚宗说他“轻仁义,贱守节”,一点也不冤枉。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免极刑”。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但他总不失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辈子工夫,《汉书》也是写得好。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论《汉书》,本亦承之华峤,而傅玄亦贬班固,谓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可见当时史家公论。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死在监狱里,但范蔚宗《后汉书》,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彪识王命,固迷其纷”。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不为隗嚣所屈,可说有见识,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对种种世俗纷纭还是看不清。把他们父子相比,也复恰如其分。总之,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对其所写,有较高境界,较高情感的,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不能领略,则在其笔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细细传下。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不细读一部书,只一条条地检材料,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今再说班固《汉书》,略论考史方面,有他父亲六十几篇的传,有刘欲之所编录,选材大概是不差。论“写史”,班氏文笔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论史”。当知在考史写史中,无不该有论史精神之渗入。如太史公写《孔子世家》,主要并不在考与写,而在其背后之论。我们读太史公书,常会“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写,如信陵君、平原君、聂政、荆轲,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见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赏这许多人,写来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跃然纸上。一部《史记》,所以都见其为是活的,乃因书背后有一活的司马迁存在。所以司马迁《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书。文学书,而还有其教育意义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传》,这是在太史公当时武帝朝上两位大臣,同时也是政敌,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势,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实在写得好,显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渗人其间。又如他对李陵,因而及于陵之祖父李广,史公付以极大同情,而对同时卫青之为大将军者,反而对之漠然。今试问太史公在此等处,此一种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在学术上的高下是非讲得极清楚极正确,即对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两人之相轧,在当时政治上也曾发生了大波澜,其实从古今历史大体言,也可说没有什么大关系,然而太史公这一篇《魏其武安列传》,绘声绘形,写得真好。至于班固的《汉书》,往往有其事无其人。如说杀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则没有传下。我们若用此种标准来读此下的历史,则真是差得又远,还更不如班固。班固《汉书》赡而能详,他把事情详详细细地都摆在那里,又不乱七八糟,叙事得体,范蔚宗的批评正说准了他的好处。而范蔚宗《后汉书》长处自也不须多讲。我们果能用这样般的眼光来读书,自能增长了自己的见识,抑且还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读《论语》《孟子》,才知讲道理。读历史则只讲事情,其实在事情背后也还有一个道理。果自己无本领批评,诸位且莫尽看重近代人批评也该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评。即如此论太史公《史记》和班固《汉书》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评岂不更值得我们之欣赏。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有记叙西汉帝王事迹的“纪”十二篇;志各类人物生平及少数民族、外国情况的“传”七十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书八十万字。书中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汉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据《史记》写成。汉武帝以后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如《贾谊传》录入了《治安策》等奏议。《晁错传》录入了《举贤良对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从文学角度批评《汉书》说;“孟坚所缀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其实,从史书看,这正是它的优点。许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经看不到,多赖《汉书》收入,为我们保存下来。《汉书》的“志”即是《史记》的“书”,但比《史记》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历史现象更为博大丰腴。特别是《艺文志》,记述了当时和前代的书籍源流、存佚、内容,并作了分类,是我国留存最早的一部目录学书。以后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写入这部分内容。作为史书,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汉历史的人,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就体裁论。《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代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从此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史通·六家》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古迄今,无改斯道。”刘知几的这个评价,今天看来还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汉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讳言,作为一部封建史书,《汉书》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的封建性。它宣扬汉家王朝上“承尧运”,“以建帝业”;汉高祖刘邦“实天生德,聪明神武”。这就为当时以继承西汉正宗而建立起来的东汉封建统治,披上一层神秘外衣。制造了其存在的神学合法依据。《汉书》认为,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应该有“守职奉上之义”。必须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统治秩序。不难看出,班固的史学思想正是时代和他本人情况的反映。当时的东汉王朝。专制主义封建制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班固师承儒家正宗之学,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家世。这一点与司马迁作《史记》时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历来人们喜欢对比班马,但是必须首先分析其时代的同异和个人经历、家世之差别,然后才可以得出历史主义的正确认识。否则,或褒或贬都会失去应有的依凭。《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对于我国后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如《高帝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纪。《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传,立了《陈胜项籍传》。而王莽称帝十余年,《汉书》并未立纪,而将他归入列传,立了《王莽传》。在表的部分,《汉书》立了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名为“古今”,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共分为九等,后人因此而指责它不合断代之体。八表之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职权范围、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较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丰富和发展了八书,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都是《汉书》新创立的。其中的《艺文志》是记载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在传部分,《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但它不设“世家”一目,凡属《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原属《史记》的一些附传,《汉书》则扩充其内容,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记。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
    我们续讲《汉书》和《史记》的比较。《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记》里称作“书”。《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成了《郊祀志》。封禅是汉武帝时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父亲就为对这事意见和当时朝廷不同,不见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专记这事成一篇。实际《史记·封禅书》也不是只讲了汉武帝一朝的封禅,但班孟坚就把这题目改称《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从来政府一项大礼节,封禅只是在此项目中的一件事。班书从上讲下,讲的是这郊天祀地的演变,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别。以后历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记》里的《封禅书》,却像只是当时一项特殊事件。又如《史记》里有《平准书》,《汉书》把来改成《食货志》。“平准”乃是汉武帝时一项经济政策,这是一项极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把来作“书”名。而到班孟坚,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货”,此又加上了“食”,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食”与“货”。这一篇志,便成这一代的经济史。后来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货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项平准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书》,因汉武帝时及其以前黄河决口,汉朝屡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孟坚再把此题目扩大,改做《沟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样、宣帝时怎样,都是比较简单。但要知道汉代一代的经济水利等,像此之类,题目较大,必要一路从上贯下,不能把年代切断。若照《史记》封禅、平准等篇名,好像只是当时一特殊事项,从班孟坚改换篇名,显然性质大变。
  而且也有《史记》里没有,而《汉书》添进去的。《史记》只有八书,而《汉书》有十志。如《汉书》里的《地理志》,此后讲到中国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参考书是《禹贡》,实际《禹贡》只是战国晚年时的伪书,第二部书便是《汉书·地理志》,其效用影响甚大。地理内容又可分两部分,一是当时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国,共一百零三个,使我们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双代的政治区域大概划分,尽在这里了。以后历代政治区域划分不同,也几乎每一断代史里都有《地理志》。会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沿革地理。而同时班孟坚又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把各地民情风俗彼此不同处,都扼要地写上。这一部分却又是《汉书·地理志》里极重要的,惜乎后人不能根据此点继续班氏来写得更深更好。如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台湾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广东不同。每一时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学班固《地理志》写出,这将为读历史人贡献了一个极大重要之点。故自有《汉书》以后,历代学历史的人,特别对于《汉书》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讲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晓得多少,这在史学中已成了一种专门之学。又如《汉书》另有一篇《艺文志》,亦为《史记》所没有。《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来。刘向歆父子在当时是监管汉代皇家图书馆的,外边看不到的书,尽在皇家图书馆里,他们父子把这许多书汇集整理分类,成为《七略》,此是一种有提纲的分类编目,班固根据这编目来写《汉书·艺文志》。虽然只是根据刘向刘歆,并不是班固自己所写,但这篇《艺文志》就变成了将来所谓目录校雠学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国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样的志。后人把此八篇汇刻单行,称为《八史经籍志》。从古书籍,任何一部书,从何时传下,有的直传到现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汉代有的书,到隋代没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没有了。我们只要一查各史《艺文志》、《经籍志》便知。要讲学术史,有此一部两千年积聚下来的大书目,这是历代国立图书馆的书目,真是珍贵异常。可是从来的学者讲究《地理志》较易,讲究《艺文志》较难。直到南宋时代郑樵《通志》里的《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才把《汉书·艺文志》的内蕴讲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为我们讲学术史,特别是讲古代学术史的一个极大依据。当然普通读《汉书》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会看《汉书·地理志》。有的不会看《艺文志》,不懂《六艺略》、《诸子略》这种分类的重要。但亦有人专门研究《汉书》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艺文志》等,其所贡献也往往在研究《史记》者之上。
  《汉书》也有表,中间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后人批评。因《汉书》是断代的,而《古今人表》,则从古到今把一应人物都列上了,此与《汉书》体例不合。《史记》虽是通史,但古人列传的并不多。第一篇是《伯夷传》,伯夷前边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这中间还尽有很多人,也全没有了。而这个古今人表则网罗甚备。固然在当时应有书作据,而在现代,十之七八也还可考查得出。清代就专有人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处。不过此表被人批评,重要的并不在这些人之多出在汉以前,而更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颜渊列上中,老子则放在下面去了。当然把历史上人分成九品,不会都恰当。然而大体上说,尧舜在上上等,桀纣在下下等,像此之类,也不必特别太严苛地批评。因有人批评及此,就讨论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还是后人加上,我们现在不论这一点,只讲《古今人表》在《汉书》里也如《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超出于《史记》之上的一类文章,该认为这是班固《汉书》有价值的地方。
    读《汉书》应该注意其版本。清代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印的“殿本”和清代同治年间的“局本”都是较好的版本。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系影印北宋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错误,是《汉书》的善本。现在新出版的中华书局《汉书》标点铅印本,是经过了专家学者的精校,又为之标点,读起来更为方便。《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代王先谦(补注:王先谦,长沙人,字益吾,号葵园:室名虚受堂。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其他的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汇集唐以后四十多家意见作成的《汉书补注》。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另外,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管窥》及《汉书补注补正》,都可以参考阅读。
    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首先,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曾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所载《汉书》注释家不收荀悦,应该说是合理的。其次,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时代为顺序的。按此,荀悦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抛开这些不论,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贡献无多。按《叙例》所说,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解为主:
  《汉书》旧无批注,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
   这段说明颇为重要。按《隋书·经籍志》载,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应劭传》亦称劭“集解《汉书》”。可是若按《叙例》说,应劭并未集解《汉书》,作集解的是西晋的“臣瓒”,应劭的注释应称为《汉书音义》。姚振宗不同意颜师古的说法。他在《后汉艺文志》中说:“按颜氏言《七志》、《七录》已然,则自宋及梁由来已久,亦何至一误再误?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揆诸事理,或不尽然。疑应书、瓒书卷数相同,颜监但见瓒书,不见应书,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怀疑虽有道理,但终无证据,颜氏之说不可轻易否定。《叙例》为应劭书特作说明,应该是有根据的。此外,应劭之前可以确认为《汉书》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应劭似不具备作集解的条件。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则集解《汉书》是西晋才出现的。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晋代的的集解可以视之为对汉魏时期众多的注释所做的总结。注释减少了,总结性的集解一再出现,这些都是学术将变的征兆。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清钱大昭《汉书辨疑》,清朱一新《汉书管见》,清沈家本《汉书琐言》,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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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订误(周正权)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第59-220页 楚风楼杂著之一
读前汉书斠文1卷(失名) 北京大学藏钞本,首题自然之室杂述二
汉书补注100卷(清王先谦) 光绪26年自刊本 1916年上海同文图书馆影印本 上海文瑞楼石印本 文泱:商务印书馆铅印断句本,中华书局影印光绪年虚受堂刊本
汉书校勘札记100卷(清刘光蕡等) 陕甘味经书院刊本
汉书笺遗12卷(近人杨昭儁) 北京大学藏稿本
读汉书札记(杨树达) 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471-542页民国印本
读汉书札记1卷(近人宁调元) 铅印太一遗书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43-548页民国4年印本
汉书补注补正6卷(近人杨树达) 1925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第21-76页民国14年商务初印本
汉书窥管(近人杨树达) 1955年科学出版社铅印本 即据汉书补注补正扩充而成
汉书新证(今人陈直) 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铅印本
汉书引经札记(清朱为弼)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引经异文录证6卷(清缪佑孙) 光绪11年刊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711-745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第201-276页
汉书八表注10卷(清钱坫) 见江苏采辑书目及书目答问
校汉书八表8卷(清夏燮) 光绪16年家刊本 文渊楼丛书影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重校本据光绪庚寅刊本

附注:汉书各篇目录
卷一上 高帝纪第一上
卷一下 高帝纪第一下
卷二 惠帝纪第二
卷三 高后纪第三
卷四 文帝纪第四
卷五 景帝纪第五
卷六 武帝纪第六
卷七 昭帝纪第七
卷八 宣帝纪第八
卷九 元帝纪第九
卷十 成帝纪第十
卷十一 哀帝纪第十一
卷十二 平帝纪第十二
卷十三 异姓诸侯王表第一
卷十四 诸侯王表第二
卷十五上 王子侯表第三上
卷十五下 王子侯表第三下
卷十六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
卷十七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卷十八 外戚恩泽侯表第六
卷十九上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卷十九下(表略) 百官公卿表第七下
卷二十 古今人表第八
卷二十一上 律历志第一上
卷二十一下 律历志第一下
卷二十二 礼乐志第二
卷二十三 刑法志第三
卷二十四上 食货志第四上
卷二十四下 食货志第四下
卷二十五上 郊祀志第五上
卷二十五下 郊祀志第五下
卷二十六 天文志第六
卷二十七上 五行志第七上
卷二十七中之上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卷二十七中之下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卷二十七下之上 五行志第七下之上
卷二十七下之下 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卷二十八上 地理志第八上
卷二十八下 地理志第八下
卷二十九 沟洫志第九
卷三十 艺文志第十
卷三十一 陈胜项籍传第一
卷三十二 张耳陈馀传第二
卷三十三 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第三
卷三十四 韩彭英卢吴传第四
卷三十五 荆燕吴传第五
卷三十六 楚元王传第六
卷三十七 季布栾布田叔传第七
卷三十八 高五王传第八
卷三十九 萧何曹参传第九
卷四十 张陈王周传第十
卷四十一 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第十一
卷四十二 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
卷四十三 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
卷四十四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
卷四十五 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
卷四十六 万石卫直周张传第十六
卷四十七 文三王传第十七
卷四十八 贾谊传第十八
卷四十九 爰盎晁错传第十九
卷五十 张冯汲郑传第二十
卷五十一 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
卷五十二 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
卷五十三 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卷五十四 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
卷五十五 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
卷五十六 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卷五十七上 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上
卷五十七下 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下
卷五十八 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第二十八
卷五十九 张汤传第二十九
卷六十 杜周传第三十
卷六十一 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
卷六十二 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卷六十三 武五子传第三十三
卷六十四上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
卷六十四下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
卷六十五 东方朔传第三十五
卷六十六 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三十六
卷六十七 杨胡朱梅云传第三十七
卷六十八 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卷六十九 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卷七十 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卷七十一 隽疏于薛平彭传第四十一
卷七十二 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
卷七十三 韦贤传第四十三
卷七十四 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
卷七十五 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卷七十六 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卷七十七 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第四十七
卷七十八 萧望之传第四十八
卷七十九 冯奉世传第四十九
卷八十 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卷八十一 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
卷八十二 王商史丹傅喜传第五十二
卷八十三 薛宣朱博传第五十三
卷八十四 翟方进传第五十四
卷八十五 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
卷八十六 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五十六
卷八十七上 扬雄传第五十七上
卷八十七下 扬雄传第五十七下
卷八十八 儒林传第五十八
卷八十九 循吏传第五十九
卷九十 酷吏传第六十
卷九十一 货殖传第六十一
卷九十二 游侠传第六十二
卷九十三 佞幸传第六十三
卷九十四上 匈奴传第六十四上
卷九十四下 匈奴传第六十四下
卷九十五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
卷九十六上 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卷九十六下 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卷九十七上 外戚传第六十七上
卷九十七下 外戚传第六十七下
卷九十八 元后传第六十八
卷九十九上 王莽传第六十九上
卷九十九中 王莽传第六十九中
卷九十九下 王莽传第六十九下
卷一百上 叙传第七十上
卷一百下 叙传第七十下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 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 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 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 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 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 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 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 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 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 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 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 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 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 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 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 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 ”,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 ”,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 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 、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 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 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 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 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 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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