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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

二人转亦称“蹦蹦”，是在东北地区喜闻乐见，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长期以来深受东北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喜爱。它的唱本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充满生活气息。最初的二人转，是由白天扭秧歌的艺人在晚间演唱东北民歌小调（俗称“小秧歌”），后来，随着关内居民的增多，加上长期以来各地文化的交流，大大丰富了二人转的内涵。在原来的东北秧歌、东北民歌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莲花落、东北大鼓、太平鼓、霸王鞭、河北梆子、驴皮影以及民间笑话等多种艺术形式逐渐演变而成。因此表演形式与唱腔非常丰富。在民间中流传着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传”的说法，可见“二人转”在群众中的影响之深。可以说，二人转最能体现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求。

鼓曲

大鼓与鼓书是中国曲艺曲种分类中一个类别的两种称谓，主要曲种有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乐亭大鼓、东北大鼓、山东大鼓、北京琴书、河南坠子、温州鼓词等数十种。
　　主要流行于中国北方诸省、市的广大城镇与乡村。其表演形式大多为：演员一人自击鼓、板，配以一至数人的乐队伴奏演唱。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这是不可缺的)，另有四胡、琵琶、扬琴等。演员自击的鼓，也称书鼓，其形状为扁圆形，两面蒙皮，置于鼓架上(鼓架依不同曲种有高矮之别)，以鼓箭(竹制)敲击。板有两种，一种由两块木板组成(多以檀木制成)；一种由两块半月形的铜片或钢片组成，俗称“鸳鸯板”。
　　大鼓的文学脚本称为鼓词，基本为七言或十言的上下句体。作品(即曲目)有短篇、中篇、长篇之分。短篇只唱不说，中、长篇则有唱有说。人们往往称唱短篇为唱大鼓，唱中、长篇为唱大鼓书。大鼓的唱腔音乐结构为板腔体，唱腔曲调多源于流行地的民间音乐及地方小调，并用当地方言语音演唱。音乐唱腔是区别不同大鼓曲种的主要标志。

天津时调

天津时调天是津独有的曲种。清代，随着漕运和天津城市的发展，各地的民歌小调纷纷流入天津，它们以及天津土生土长的[老鸳鸯调]、[新鸳鸯调]、[靠山调]及[大数子]，清代被统称为时新小曲，后来又被统称为时调。
　　建国前，特别是清末民初，时调深受船工、搬运工、理发匠、车夫等天津劳动群众的喜爱，因此票房林立。每逢盂兰盆节、罗祖(理发业祖师)诞辰等节日，各票房竞相演唱，争强斗胜。由于群众欢迎，时调得以进入“明地”(含小席棚子)演唱，以演唱时调为主的艺人出现了。后来，时调进入了妓院。妓女纷纷学唱，以之为伴身技艺。经过她们及其弦师的加工，时调的唱腔、板式逐步规范并发展了，反映妓女生活的曲目出现了，同时，还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唱手。这些唱手后来多半进入了杂耍园子演唱。为了适应杂耍园子的需求，时调演员与弦师合作，注意了化庸俗为通俗，使唱腔逐步由粗放、高亢趋向华丽、婉约。
　　建国后，时调音乐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中，[靠山调]发展尤为突出。50年代初，时调演员王毓宝、弦师祁凤鸣以及词、曲作家通力合作，改编演出了 [靠山调]《摔西瓜》，获得了成功。此后，天津的曲艺工作者，如王毓宝、祁凤鸣、马涤尘(弦师)及词、曲作家们一直坚持改革、发展[靠山调]。经过不断努力，[靠山调]的表现力日益增强，并已初步具有了板腔体的某些功能。伴奏音乐特别是间奏已发展成为色彩丰富、对比强烈、富有感染力的乐段。王毓宝还创造、发展了时调的润腔技巧……
　　经过专业人士的加工、改造和创新，使这些来自民间的小调成为反映时代风茂、社会生活，并深受人们喜爱的一个曲种，定名为天津时调。

这回还行

梅花大鼓
　曲种简介：


　　梅花大鼓是清末民初流行于北京、天津两地的大鼓曲种，用北京语音演唱。本世纪20年代，北京的大鼓艺人金万昌等对早期的梅花大鼓唱腔、板式等进行了改革，使其更加婉转动听。后来又有天津的著名弦师卢成科吸收了一些时调小曲，进一步丰富了梅花大鼓的唱腔和伴奏音乐，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女弟子，如花四宝、花五宝、花小宝(史文秀)等。卢成科的改革注重发挥女声演唱之所长，开辟了梅花大鼓的高腔音域，形成了悲凉、柔媚、委婉的风格，世称“卢派”或“花派”。与北京“金(万昌)派”的纤细典雅，苍劲华丽，风格各异。梅花大鼓演唱的曲目均为短篇，著名唱段有《鸿雁捎书》、《王二姐思夫》、《黛玉葬花》等。60年代以后，梅花大鼓的音乐唱腔又得到进一步的改革，如〔慢板〕唱腔中的以“哎哪”起唱被取消，改变以往曲词古雅，字少腔繁的弊病，并丰富了伴奏音乐，使音乐唱腔趋于清新明亮，焕发出新的光彩。如青年演员籍薇演唱的《二泉映月》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籍薇，1956年生，初学京韵大鼓，后改学梅花大鼓，从师史文秀、花五宝。她的嗓音甜美圆润，表演落落大方。在演唱方法上多有创新。

铁片大鼓

　铁片大鼓又名乐亭大鼓，是天津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王佩臣先生所创立，它源于民国初年在河北方向流传的部分小调，如通俗调、京东调、乐亭调等。20年代王佩臣随父在河北方向作艺，30年代初进入天津为了适应观众的欣赏习惯，将曲调进一步规范，由于她用铁梨花点击板，形成自己的风格，所以定名为“铁片大鼓”。
　　铁片大鼓的唱腔主要从河北民歌《妓女告状》衍变发展而来。比较王瑞喜于1920年灌制的唱片铁片大鼓《妓女告状》与河北民歌《妓女告状》的唱腔，可发现二者的血缘关系。二者的旋律基本相同，只不过铁片大鼓较民歌有所发展变化：加了花，延展了尾腔，每个乐句后加了垫头，唱词中增加了衬字。
　　中华民国初年，一些铁片大鼓艺人先后进入北京、天津，撂地卖艺。他们以演唱长篇大书《回杯记》、《少英烈传》、《书囊记》等为主，同时也演唱一些短篇曲目。如《宝玉探病》、《劝嫖交友》等，颇受观众欢迎。
　　铁片大鼓形成的初期，比较著名的艺人有王宪章、车汉文(王佩臣之父)等。北洋军阀统治天津时期，在津演出的铁片大鼓艺人有王佩臣、王瑞喜、蔡桂喜、杨莲琴、富润卿，等等。其中最有成就的是王佩臣。
　　20世纪20年代初，王佩臣来津，主要演唱短段。她与著名弦师卢成科合作，对唱腔进行了加工、规范、发展。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她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为表现唱段缠绵哀怨的内容，她着力发挥自己唱腔的柔媚特色，节奏上“掏”、“闪”多，曲调下行多，多用不稳定音(4，6)，每个音均有下滑倾向，唱词中增添了不少衬字。演唱时，经常使用一种懒洋洋的“坠腔”，也不乏用嚷声念出的字来代唱的现象。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酸”、“俏”韵味，被观众戏称为“醋溜大鼓”。30年代中期，她与刘宝全、金万昌一起，被天津观众誉为“鼓界三绝”。随着王佩臣的崛起，铁片大鼓成了天津曲坛的一个重要曲种。
　　建国后，随着铁片大鼓曲目内容的深刻变化，唱腔也相应推陈出新：通俗数叙的特点更突出了，风格也趋于朴实。王佩臣演唱的《平安家信》，其弟子新韵霞演唱的《赶慢车》、姚雪芬演唱的《良心》等曲目，均有所创新。

西河大鼓

西河大鼓是大鼓族群里最大的一个家族，它的历史较长，观众面最广，流行于河北、山东、天津、北京以及东北、西北等广大地区。西河大鼓用河北语音，有说有唱。演唱曲目早期多为中、长篇，如《杨家将》、《呼家将》等。进入北京以后，著名艺人赵玉峰对西河大鼓进行了较大的革新，他改河北语音的“怯口”向京音、京字靠拢，还吸收了姐妹艺术的演唱技巧，形成了影响较大的“赵派”西河大鼓。1940年前后，有马连登、马增芬父女专攻短篇曲目，只唱不说，唱腔丰富，板式多变。
　　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增芬(1921-1987)享名曲坛。她讲究唱工，字清音正，行腔秀美，表演细腻。她演唱的《绣鞋帮》、《游湖借伞》、《江竹筠》等很受世人欢迎，她演唱的《玲珑塔》堪称一绝。
　　《玲珑塔》是描写一座高13层的玲珑宝塔的景致，唱词似北京的绕口令，演唱以活泼、伶俐的贯口引人入胜。“玲珑塔来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个铙钹一口磬，一个木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被那西北风一刮，呜嘞哇啦响呜儿嗡儿”。全篇多处出现这种垛句，马增芬唱得如同小溪流水，湍急而清澈，在极快的节奏中吐字干净利落，旋律起伏有致。她那华丽甜脆的声音，给观众以余音绕梁三日而不绝之感。
　　西河大鼓，前身为清代中叶流行于河北省中部的弦子书和木板大鼓。后经河北省高阳县艺人马三峰创新使这一曲种日趋成熟。
　　20年代初，在津被正式定名为西河大鼓。西河大鼓为一人站演，说唱并重，演员自击鼓板，唱词为七字句和十字句，层板腔体，有三种板式。说唱语言保有冀中方言俗语，唱腔朴实，曲调明快。20-30年代西河大鼓的几个主要流派为朱(化麟)派、王(振元)派、李(德全)派、赵(玉峰)派、马(增芬)派。
　　天津还有两个西河大鼓艺术世家：郝家(郝英吉、郝庆轩、郝艳霞、郝秀洁等)、田家(田士杰、田起山、田荫亭等)。著名演员还有王艳芬、艳桂荣、陈凤云等。

京韵大鼓

由河北省南部流行的木板大鼓改革、发展，逐步于清末形成。木板大鼓又名怯大鼓，以说唱中、长篇大书为主，兼唱一些短段。梅兰芳在《谈鼓王刘宝全的艺术创造》一文中记载：“刘宝全说‘怯大鼓’是从直隶河间府传出来的，起初是乡村里种庄稼歇息的时候，老老少少聚在一起，像秧歌那样随口唱着玩，渐渐受人欢迎，就有人到城里来作场。”
　 木板大鼓的唱腔为板腔体，伴奏乐器只是鼓和板，进了北京以后，增加了三弦伴奏，艺人们走街串巷过着“打鼓弹弦走街坊”的卖艺生活，被称为“逛街儿”的江湖调或怯大鼓。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旗籍出身的艺人金德贵，在长期演唱中将有板没眼的木板大鼓，发展成一板一眼的板式，称为双板，字音也改成接近北京的语音。他曾命名为“京气大鼓”，但没有流传开，人们仍然称他演唱的为怯大鼓。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住在北京石头胡同的艺人胡金堂(胡十)，为提高怯大鼓鼓词的质量，适应城市听众的需要，开始移植子弟书词《长坂坡》等入怯大鼓演唱。
　　 他的演唱嗓音脆亮，一气呵成，被誉为“一条线”，声名渐起，代表曲目有《樊金定骂城》、《高怀德别女》等。与胡同时享名的还有擅唱《三国》短段故事的霍明亮，他原是做生意的，下海卖艺以后，也移植一些子弟书词如《单刀会》、《战长沙》等入怯大鼓演唱。他的演唱底气足，嗓子又冲又亮，最擅长唱武段子。后来，他们去天津行艺，和当地的瞽目艺人宋玉昆(宋五)一起，被誉为胡、宋、霍三家，统称怯大鼓。之后怯大鼓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自清末起就被誉为“鼓界大王”的刘宝全。
　　 1884年起，刘宝全往返于京津之间，先后拜宋玉昆、胡金堂、霍明亮等人为师，并曾为胡金堂、霍明亮担任三弦伴奏，二十岁以后正式演唱怯大鼓，在博采众长的同时，对怯大鼓进行了革新。一是运用北京音系的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说京白、唱京韵，演唱短段曲目；二是吸取各种戏曲、杂曲的曲调，丰富了唱腔；三是借鉴京剧的表演程式，运用眼神、面部表情、抬手举足的刀枪架式，形成一套表演身段；四是三弦伴奏结合唱腔托腔保调严谨自如，宣统三年(1911)后增添了四胡、琵琶，形成珠联璧合的伴奏小乐队。在文人庄荫棠等人的帮助下，他还改编、整理了一些新曲目。刘宝全把怯大鼓的唱词、音乐、表演综合为一体，使“词为根、腔为本、表演为枝叶”。与刘宝全并起的京韵名家还有白云鹏和张筱轩。白云鹏青年时在农村演唱竹板书，后改学大鼓，光绪二十六年(1900)来北京金乐班演唱，以吐字清晰、行腔柔美、演唱风格朴素自然见长。张筱轩自幼住北京南郊，早年票演时调小曲，后来拜朱德庆为师改唱木板大鼓，演唱时虽曲调较原始纯朴，但京音纯正、咬字清晰、刚劲浑厚，具有一气呵成的特色。刘、白、张成为民国初年京韵大鼓最早期的三个流派。
　　 木板大鼓即“怯大鼓”，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叫过很多名称：在北京曾称“京调大鼓”、“小口大鼓”、“音韵大鼓”、“文明大鼓”、“平韵大鼓”，在天津曾称“卫调”、“卫调大鼓”、“文武大鼓”、“京音大鼓”。民国三十五年(1946)北京成立曲艺公会后，遂正式统一名称为“京韵大鼓”。
　　 京韵大鼓唱词的基本句式是七字句，有的加入了嵌字、衬字及垛句。每篇唱词约一百四五十句左右。用韵以北京十三辙为准，一个唱段大都一韵到底。京韵大鼓的唱腔，经过刘宝全和弦师韩永禄、白凤岩、韩德福等人的革新创造而丰富多彩。基本唱腔包括〔慢板〕和〔紧慢板〕。京韵大鼓是唱中有说，说中有唱，所以韵白(包括在板眼节奏之内的韵白和没有板眼节奏的韵白)在演唱中也有重要的位置。韵白讲究语气韵味，要半说半唱，与唱腔自然衔接。京韵大鼓的表演形式是一人站唱。演员自击鼓板掌握节奏；主要伴奏一般为三人，所操乐器为大三弦、四胡、琵琶，有时佐以低胡。
　　 民初，专门教唱京韵大鼓的名教师王文瑞等培养了一批女演员，民国三年(1914)后，北京天桥建立有女演员演唱大鼓的书馆，又名落(1ào)子馆。民国五年(1916)后发展有环翠轩、藕香榭、振华园等近十家。最著名的演员(当时称鼓姬)有冯凤喜、于瑞凤、良小楼、白银宝、何金桂等。她们演唱的曲目有一部分如《包公夸桑》、《玉堂春》等，和刘宝全、白云鹏、张筱轩的曲目不同。文人易实甫所写的《天桥曲》中有“自见天桥冯凤喜，不辞日日走天桥”的诗句。三十年代后在天桥德意轩、西城桃李园演唱的有李兰舫、吴大平、汪淑贞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北京培养成长的女演员小黑姑娘、小岚云、小映霞、阎秋霞等纷纷去天津演出，有的成名后在当地落户。
　　 刘宝全的学生白凤鸣，早期师承刘宝全的唱法。其长兄白凤岩曾任刘宝全的弦师，他根据白凤鸣嗓音较宽、较低的特点，吸收借鉴了白云鹏的演唱艺术，与白凤鸣于二十年代末共同创造了苍凉悲壮“凡字腔”见长的“少白派”，并对后来天津“骆派”(骆玉笙)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于新思潮的影响，白云鹏等人曾演唱过《大劝国民》、《灯下劝夫》等新曲目。与此同时，旗籍票友张云舫曾将京韵大鼓改革成“改良大鼓”，其特点是：编写了新曲词，多属诙谐幽默的题材；唱腔高低多变、滑稽可笑；击鼓法加上了忽轻忽重不时画圈的夸张动作。后被称为“滑稽大鼓”，成为京韵大韵的一个支派。演员有富少舫、崔子明、叶德霖、杜玉衡等，经常演唱《蒋干盗书》、《刘二姐拴娃娃》、《吕蒙正赶斋》等滑稽曲目。
　　 京韵大鼓曲目基本属短篇唱段，传统曲目有继承于木板大鼓的《单刀会》、《战长沙》、《博望坡》等数十段，有由刘宝全、庄荫棠、白云鹏等人根据子弟书作品整理的《刺汤勤》、《白帝城》、《探晴雯》、《黛玉焚稿》等，还有一些写景抒情的小段，如《丑末寅初》、《风雨归舟》、《八爱》等。经常演唱的只有三十多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北京建立的中央广播说唱团、北京曲艺团等专业曲艺表演团体，先后在京韵大鼓推陈出新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第一个在唱词、唱腔、表演上进行革新的曲目是孙书筠演唱的《黄继光》，其中插入的配乐朗诵等获得了成功，短期内推广到京津两地，并灌制唱片向全国发行。紧接着又产生了一批反映现代生活的优秀曲目，有《罗盛教》、《党的好女儿徐学惠》、《海上渔歌》、《党的好女儿向秀丽》、《激浪丹心》、《韩英见娘》和新编历史题材作品《野猪林》、《桃花庄》、《英台哭坟》等。演员孙书筠、良小楼和弦师白凤岩、韩德福等都参加了整旧创新的艺术实践。演出形式也由一人击节打鼓演唱，再次推出了双唱形式。这一时期除一批老演员如良小楼、孙书筠、马书麟、新岚云登台演出之外，还培养了一批中青年演员如马静宜、孟昭宜、莫岐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有种玉杰、王玉兰等接班人。

单弦

单弦产生于北京，又称单弦牌子曲。是清乾隆、嘉庆年间，在北京的满族子弟中流行的“八角鼓”(说唱艺术。唱时用弦子和八角鼓伴奏，八角鼓由说唱者自己摇或弹)里的一种自娱娱人的演唱形式。八角鼓是满族的一种小型打击乐器，鼓面蒙蟒皮，鼓壁为八面，七面有孔，每孔系有两个铜镲片，以手指弹鼓或摇动鼓身使铜片相击而发出声音。演唱时，演员手持八角鼓，故又称之为“唱八角鼓”的。今能见到的最早的单弦曲词，是清嘉庆九年(1804)华广生所编《白雪遗音》卷三中之《酒鬼》。
　　单弦的演出形式最初是一人手持八角鼓击节，一人以三弦 伴奏演唱，时称“双头人”。清光绪六年(1880)前后，有旗籍子弟司瑞轩(艺名随缘乐)自编曲词，自弹自唱于茶馆，贴出的海报上写着“随缘乐一人单弦八角鼓”。自此单弦作为一个独立曲种传开。
　　清末民初，许多单弦票友下海卖艺，出现了不少著名唱家，很受群众欢迎。他们当中有善唱时调小曲者，有善唱昆高曲牌者，这些曲调多被纳入单弦唱腔曲牌中，使单弦唱腔曲牌增多，表现力增强，目前所知单弦曲牌计有一百余支。这一时期，是单弦艺术发展的全盛时期。众多的名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演唱风格。最享盛名的有荣、常、谢、谭四大流派。

北京琴书

　北京琴书是产生于北京，流行于天津、河北等地的大鼓曲种之一。本世纪40年代前后，北京通县乐亭大鼓艺人翟青山等，改三弦为扬琴伴奏演唱，唱腔曲调与乐亭大鼓近似，被称为单琴大鼓。之后，又有关学曾和琴师吴长宝合作演唱。他们改用北京语音演唱，伴奏乐器除扬琴外，又增加了一把四胡，进一步改革和发展了这一曲种。50年代以后正式定名为北京琴书。北京琴书的唱词注重口语化，唱腔旋律简洁，板式变化较丰富，宜于叙事。
　　关学曾，1922年生，(图五—3)北京人，自幼学唱单琴大鼓，为北京琴书著名表演艺术家。他嗓音宏亮、甜润，演唱风格是唱中有说，说中有唱，说唱变化水乳交融，字音清晰并善于表演。他生动感人的演唱深受中外观众的喜爱。关学曾能自编唱本，他演唱的曲目大多是自己编制的。他善于揣摩观众心理，往往是开门见山，唱上几句就能把观众“抓住”。如《鞭打芦花》里，闵子骞身穿芦花冬衣随父赴宴的一段描叙：“不睁眼的老天哪，又降下了大雪，阵阵的朔风象钢针往肉里钻。只冻得闵子骞抖衣而站，手中拿不住打马的鞭。”通俗的语言既有说书人对闵子骞深深的同情，又生动地刻划了闵子骞受冻的形状。关学曾对《鞭打芦花》音乐唱腔的处理十分细腻，尤其是闵子骞替继母李氏求情一段极为感人，每唱到“爹爹呀您把这休书收回吧，孩儿我替母求情请您要容宽。儿的娘对儿的折磨儿无怨恨，乃是儿孝意不周才有今天。爹爹您千不念来万不念，念我娘照顾孩儿这些年。您今天要真是休了我的母，抛下我们三人岂不更可怜。”，必催人泪下。
　　关学曾已年过七旬，但仍经常演唱于舞台，或出现在电视荧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