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徐州混了一年多，求了很多雨，经常“与仙人游”，到放鹤亭去喝酒放鸟，迎来送往，写了很多废话，然后就于元丰二年改派湖州。
湖州为今江苏太湖地区，不算远地，但苏轼却非常不满，在照例报送朝廷的《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大讲酸话，因为今年已经四十四岁了，本来宋仁宗说过自己可以当宰相的，现在却弄一州官被日摆来日摆去，看不到什么出头之日，所以，苏哥哥阴阳怪气的毛病禁不住又犯了。
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本来应该感谢中央对自己的信任，因为湖州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是个好地方。朝廷有此安排，“所以优贤”，也是对他的一种优待。然后接着再表态说自己一定要不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紧紧团结在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周围，努力工作，锐意创新，力争早日开创湖州工作的新局面。
这样扯上几百个字，基本上就没事了。
但苏哥哥一路歪斜，笔头一偏，说着说着就说下线了。
苏轼先是自我批评，说：我苏轼“性资顽鄙”，虽然小有名气，但是“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基本上没有什么鸟用。“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承蒙老老老大仁宗皇帝很看得起我，把我“擢置三馆”；老大你对我也不错，“付以两州”。我也非常想“痛自激昂，少酬恩造”。可惜我苏轼“才分所局，有过无功”。不是我对工作没兴趣，而是因为“法令具存，虽动何补”？所以，我“罪固多矣，臣犹知之”。
苏轼的话越讲越酸，说什么“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虽然知道我苏轼“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给了我这么一个好工作，使我可以行“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我也一定要“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谢表送上去以后，一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一时传遍京城。苏轼所指的“新进”，就是因变法而提拔上去的一批年青新锐，苏轼哀叹自己已经追不上这些人了，所以只能来“牧养小民”了。
这种鸟话，不要说是在当时，就是放到现在，哪一个地方干部敢跟上级说这种酸话，也是不能容忍的。
京城早就有一批人看不惯苏轼满嘴大话却干不出一点实事的所谓名士风度，于是御史中丞李定、知谏院张璪、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等人分别上表奏劾苏轼“讥切时政”，就此引发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唾沬交杂的“乌台诗案”。
“乌台”，自汉代以来即是御史台的代称，据说是因为御史们办公的地方栽了很多柏树，容易招来乌鸦，“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加上好心肠的人们对御史台的工作人员心怀不满，所以就用“乌台”代指御史台，暗指御史都是乌鸦嘴。
这次对苏轼展开攻击的不光有御史台的乌鸦嘴，还有谏院铁骨铮铮的谏官们，同志们众口一声，指责苏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被那些无聊流俗之人“争相传诵”，影响恶劣。而“志义之士，无不愤惋”！要求对苏轼严加处理，以正视听，挽回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