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杨月楼奇冤” [复制链接]

  曾经有个电视剧《宦官小章子》，为观众叙述了百年前宫庭内部尔虞我诈的故事，其中引出了京剧演员杨小楼卷入皇室家奴之争的情节。这在当时被誉为“猴王”的武生，以深厚的武功，高超的技艺，赢得慈禧太后的赞赏，因此屡屡遭受宦官小章子的嫉忌和暗伤，显然这是出于剧作者的虚构。但他出手不凡的表演，在宫庭内外深得观众的喜爱，成为京剧武生的泰斗，却是真实的写照，“猴王”就是观众给他的美誉，他也因此前程似锦，艺途坦荡。然而，这“猴王”的前辈，杨派表演艺术的开山祖师爷，他的父亲杨月楼(1848- 1889)  却无此幸运，这一代名优即连“猴王”的称号，也自嘲为被人作了猴耍。他是19世纪京剧界著名的云庆班主，擅长武戏文唱，一身长靠短打的功夫，文武兼长的风采，并不在杨小楼之下，一出唱做念打色色俱全的“安天会”，红遍京华，从此得到“杨猴子”的称誉，人称“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可见红极一时，但他终未成就艺术的高峰，其原因是发生在杨月楼身上的一段哀婉悱恻，惨绝人寰的爱情悲剧，断送了他的前程。

    这事要从120 多年前的上海说起。那还是在前清同治年间，当时正是京剧的黄金时代，上海租界的戏馆每逢上演京剧，经常爆满，当红的台柱武生杨月楼最受观众的欢迎。1873年的新春，杨月楼演出连台本戏《梵王宫》，那英俊潇洒的扮相，优美悠扬的唱腔，出神入化的武艺，倾倒许多观众，其中有一位广东香山籍韦姓大商人的千金韦阿宝，若痴若迷，恋上了月楼。她年方十七，情窦初开，随同母亲连看三天杨月楼的演出后，竟然情不自禁，私下修书，“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送上自己的生辰八字，这是要求缔结婚约的庚贴，派贴身奶娘交给杨月楼，约其相会，表示下嫁的决心。

  这一行为在当时要冒很大的风险，中国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规范，使得妇女多禁锢在家庭之内，很少涉足公共场所，戏馆、茶馆都是男人娱乐和社交的天地，女子不得随意入内，这在清代有明文规定。19世纪后期，随着沿海城市的开埠通商，社会交往的扩大，这种情况也有所改变，妇女开始出入公共娱乐场所，但像韦家母女这样无所顾忌，公然在戏馆观摩三天，也不多见。戏曲艺人，当时称为伶人或娼优，社会地位如同妓女一样非常低贱。如今以一富家千金之贵，主动追求被社会瞧不起的艺人，写情书，私订终身，干冒礼教人情的大不讳，这要有多大的勇气!

然而少女的勇气并不能打消杨月楼的顾虑，在这以前有一类似的事件，使女方备受折磨。浙江有一已故盐商的女儿因为爱上了一位伶人，受到阻扰，不能结合，相思之苦使她缠绵病榻，濒临死亡，其母无奈，请求族长同意他们成婚，回答是 :“ 家素清白，安能作此丑事。”为了保全家族的名声，把她们逐出家门， 令其改名易姓，永远不得归宗，对外佯称其女业已死亡。良贱相恋之所以这样不能相容，是因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娼优属于贱民，有特别的户籍“乐户”固定身份，工商业者为良人，贱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更不许与良人通婚，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娶了良家妇女，要杖一百大板，雍正年间的伶人虽已入了民籍，但良贱不婚仍然是传统的习俗，在社会上广有影响。

杨月楼正当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哪有不为少女的真挚、纯情动心的，然而他深知良贱结姻，门第不当的厉害，浙江少女的遭遇使他心有余悸，不忍心就此连累姑娘的一生，不敢践约，想就此斩断姑娘的情丝。谁知这阿宝相思成疾，一病不起，长期在外经商的父亲鞭长莫及，母亲救女心切，不得已顺从了女儿的心意，请人转告杨月楼，可以“延媒妁以求婚”，希望通过名媒正娶的办法，用合理合法的婚约以减少社会的阻力。这母女情真意切的用心，使月楼深为感动，因此下决心“倩媒约，具婚书”，不顾自己的安危，筹备迎娶阿宝。谁知阿宝的叔父得知此事，大为震怒，扬言“惟退婚方不辱门户”，阿宝的母亲得知韦家要干预此事，认为事不宜迟，赶忙要月楼仿效上海民间的风俗，进行抢亲，拜天地成婚，使生米煮成熟饭。

那韦家叔父在广东商界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为人专横跋扈，哪能就此罢休，遂联合广东香山籍的商绅，以族亲乡党的名义，状告杨月楼拐盗阿宝，起诉公堂。就在举行婚礼的当日，衙门派出差役拘捕了月楼和阿宝，并起获7 大箱的陪嫁财物，作为拐骗的物证。审理此案的知县叶廷眷正巧也是香山人，受到同乡的瞩托，加重处罚，当堂严刑逼供，“敲打其 (杨月楼) 胫骨百五”，“批掌女(阿宝) 嘴二百 ”。要知道杨月楼是唱做念打的艺人，这样打胫骨，无异要使其致残，断了他的前程，面对这样残暴的迫害，杨月楼始终不悔，义正词严，申辩婚姻的正当理由；阿宝更是顽强，声言非杨不嫁，“嫁鸡遂鸡，决无异志”。

杨月楼是家喻户晓的名伶，此案一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加之此案又有棘手之处，因为按照良贱不婚的习俗，此婚是不守本分之举，拘捕惩罚是维护礼法的行为，具有权威性，受到官府的支持；但是韦杨的婚姻本于家长同意和明媒正娶，乃是合法的行为；母亲为救女儿一命，作主婚配，也有合理之处；但是乡党族亲和官府却以拐盗罪，对杨、韦重惩于公堂，此案究竟如何发落? 引得“众论纷纷”，“街谈巷议”，甚至出现匿名的揭贴(小字报)，发表议论，各报纸争相报道，一时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

此案又不同于一般的自主择偶的纠纷，隐含在这婚事背后的是身份等级的偏见。固守传统的强调杨月楼出身低贱，说杨是“ 至微极贱之伶人耳”， “不列士农工贾，侪同皂隶娼优，良贱攸分，尊卑各别。”持这一看法的认为，杨月楼明知良贱不能通婚，公然违反礼法，即使有婚书为凭，也属“诡立”，“强婚良户，既拐其人，复骗其财”，“罪当千刀万剐”。韦女坦言自己主动求婚，与杨无关，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但是却被状告者认为这是由于杨月楼“诱人闺阃”，受到杨的鼓惑，更要对杨罪加一等。韦女不守闺阁之教，主动请婚，则为“淫奔”，事发以后不思改悔，百般狡辩，必须受到惩办。乡党禀告于官，是维护礼教家法的义举，因此主张重惩不贷。这一纯属个人的婚事，引起那样强烈的社会对抗，在现代人也许难于理解，关于这方面的争端，只要看一看《红楼梦》，贾宝玉只因与伶人交往，受到贾政的痛打，连父子之情都容不得，就知道身份的偏见是何等的严酷。

然而19世纪末的上海，已不同于中世纪的旧式城镇，租界的设立，移民的涌入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社会原有的等级关系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动。人们的身份地位受到金钱利益的驱动，也在发生改变。身份地位低微的由于拥有财富，令人刮目相看的事例，屡有发生。有钱的隶卒奉为上宾，无钱的官绅自惭形秽，所谓“舆台隶卒辉煌而上友，官绅寒士贫儒蓝缕而自惭形秽。”这一被时人感叹为世风不古的现象，恰恰反映人们的尊卑荣辱观念，已经突破身份的限制，发生深刻的变化。即以杨月楼来说，他的年收入比一般塾师高出十倍之多，他所以敢于接受韦女的婚约，也是因为经济地位的提高促使他渴望享有与良人平等的社会地位，争得与良人自由恋爱的权利。正是这种人权意识在婚恋观念上的的觉醒，触犯了卫道士忌讳，韦家的乡党族亲，对杨、韦的婚恋深恶痛绝，要求严加惩治，在社会上得到众多的呼应。附和者并不仅仅是为了韦家的荣辱，更多的是为了使“优伶党毋以效由猖獗，所谓以一儆百”，“庶几其余优人，稍知畏惧。”因此，鄙薄艺人的，厌恶自主择偶的，反对良贱通婚的，维护既定等级不能逾越的，在杨韦婚恋的风波中纷纷登场，所以这又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化过渡中，尊卑贵贱等级序列失控后，在保守势力中激起的回应。

毫无疑问，在身份地位已经淡化的市民中，对韦杨的婚事，持以同情的也大有人在。议论者认为:“ 孟子有言: 食、色，性也。一优人耳，忽有配以美色之妇而不愿者，夫岂人情? 一弱女耳，忽许配以合意之婿而不从者，夫岂人情? ”“月楼身属微贱，有人肯嫁以女，岂有二、三其德? 试思贫士当困顿之时，忽有配以美色之女，断无不愿娶之理，况月楼乎? 闺秀当怀春之候，忽令嫁得合意之婿，岂有不愿从之理，况阿宝乎? ”因此主张“设身处地”观之，这是合情合理的事。韦女勇敢地在堂上抗辩，“不顾寒苦微贱，愿同生死。”的爱情，更是博得人们的赞许。有的愤而指出:“ 窃玉偷香，士大夫、名闺秀，向有犯之者，而欲以发乎情、止于礼之道，望之于优人弱女，能乎不能? ”然而韦姓家族与广东籍的商人是一官商纠集的势力集团，杨韦的婚事在他们看来，是辱没乡亲的丑闻，坚持要求“正风化，攘奸凶”，指控韦女的母亲无权为女儿论婚嫁。由此可见，这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在身份地位与人性观念上发生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