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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简介——《春秋》
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原为中国古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如史籍所载《夏殷春秋》、《百国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而《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礼记·坊记》也言及《鲁春秋》，似乎《春秋》又是鲁国史籍的专名。今传本《春秋》相传是孔子删削《鲁春秋》而成。孟子说过：“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汉代董仲舒、司马迁、桓宽等也认为孔子作《春秋》。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惑经篇》中举出12条理由来，对孔子作《春秋》说表示怀疑。宋代刻本《春秋传序》

《春秋》为中国较早的编年史。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文虽简约如大事记，而242年间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十二公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确，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蚀经》比校，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证《春秋》并非古人凭空虚撰，可以定为信史。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讹脱增窜之类的问题。

《左传·成公十四年》引“君子曰”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惩恶而劝善。”晋代杜预由此而发挥，认为褒贬劝惩，自有义例。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但从全书来看，这种发挥牵强、□牾之处甚多。所以宋代郑樵说“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但历代对这种属辞比事、一字褒贬笔法的宣传和阐发，使得史学家、文学家在写作时重视用词造句。强调褒贬讽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春秋》语言上极为精练。前人多举下例：“（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为例。这里记陨石，“闻其□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公羊传》），又记□飞，先见数目有六，再看知是□，后来又看是退飞之状。除去附会义例之说,亦可见其记事简洁明了,遣词井然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现在能见到的，有《春秋左氏传》，它以叙事为主，与《春秋》相互发明；《公羊传》、《谷梁传》以解经为主，侧重阐发微言大义。合称“春秋三传”。

现存旧注本以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为最早，北京图书馆藏有宋刻本30卷。新注本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简介——《古文观止》
历代散文选本。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并经吴兴祚审定。此书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镌版，上起先秦，下迄明末,收文222篇，分为12卷。卷端有吴兴祚序，称楚材为其从子，调侯乃其从孙。编选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正蒙养而裨后学”。吴兴祚字柏成，号留村。其先浙江山阴人，入正红旗籍。官至两广总督。平生颇多著述。楚材一名乘权，又编有《纲鉴易知录》，流行亦广。

《古文观止》所收以散文为主，兼取骈文。与《文选》以来的古文选本相比，它包括的时代既长，卷帙又不甚多，而且文章的体裁多样，较少派别的偏见，可谓广收博采，而又繁简适中。在编排上，全书按时代先后分为7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重点作家和作品。由此可以纵观古文发展的源流，也可以分析各个作家的不同风格。每篇文章又都有简要的评注，辅助读者理解文义，掌握行文的章法。加以入选的文章多属久经传诵的佳作，所以此书广为流行至今。

《古文观止》毕竟是封建时代的读物。就思想内容而言，有些旨在“载道”的文章，如王守仁的《尊经阁记》之类，显然属于封建性的糟粕；就整体的选材而言，先秦文不选诸子，而汉文不选《汉书》，辽、金、元三年又付阙如，亦不能反映中国散文发展史的全貌。就考辨真伪而言，选入后人拟作或伪托的作品如《李陵答苏武书》，殊嫌失当。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简介——《贵耳集》
笔记集。宋代张端义(1179～1248后)撰。端义，字正夫，自号荃翁。原籍郑州，居苏州。端平元年至三年间(1234～1236)应诏上三书，得罪，被谪韶州（今属广东）。工于诗，近于江湖诗派。此书作于淳□年间被谪时。

《贵耳集》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的杂说类，分上、中、下3卷。有关诗人、文人的评述约100则，占全书的十分之四。包括唐代的李颀，唐末的黄巢，北宋的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南宋的李清照、朱敦儒、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萧德藻、辛弃疾、项安世、赵蕃、周文璞、戴复古、刘过、赵师秀、翁卷等。金朝状元汪世显、作家吴激，西夏作家张元的诗词及轶事，亦有所记载。采录范围较广。

作者论词,往往超出时流,卓有见地。如评李清照的《声声慢》开端十四叠字，以为“乃公孙大娘舞剑手”，超出本朝能词之士。其论诗着眼于时代，如评论从金统治区回来的作者所作的“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时”，认为虽未为绝唱，然而读之“使人增感”。作者录此，即“寓感慨之意”。但书中考经论史部分，往往有疏漏。

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1958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简介——《国语》
古代国别体史料汇编。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撰，现一般认为是先秦史家编纂各国史料而成。全书共21卷，分《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个部分，《晋语》最多。全书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因其内容可与《左传》相参证，所以有《春秋外传》之称。

《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它重在记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如《鲁语》记孔子语则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尚阴柔、持盈定倾、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国语》与《左传》、《史记》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类评语。所以作者的主张并不明显，比较客观。

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有所发展和提高，具体表现为:①作者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通过召公之口,阐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论题。②在叙事方面,亦时有缜密、生动之笔。如《晋语》记优施唆使骊姬谗害申生，《吴语》和《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多为《左传》所不载，文章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之名篇。又《晋语》记董叔将娶于范氏，似绝妙的讽刺小品。③所载朝聘、飨宴、辩诘、应对之辞。有些部分写得较精练、真切。由于原始史料的来源不同，《国语》本身的文风不很统一，诚如崔述所说:“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洙泗考信录·余录》）

现存最早的注本，是三国时吴国韦昭的《国语解》（其原序中提及东汉以来各家注本均已散佚），有天圣明道本(宋明道二年取天圣七年印本重刊)和公序本（宋代宋庠《国语补音》本,庠字公序,故称）。其后有清代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董增龄《国语正义》及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简介——《汉书》
西汉一代历史的纪传体著作。东汉班固撰。其记事始于汉(刘邦)元年（公元前206）,终于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全书包括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100篇，后人分为120卷。

西汉末年，不少人采集时事，续补《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认为这些续补文辞卑俗,不足以踵继前史,于是另作《史记后传》65篇。班固《汉书》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但他有意识地采取了《史记》汉初一部分，再续补昭帝以下至西汉末的历史事实，写成断代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这是班固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故有“史汉”(《史记》、《汉书》)、“班马”（班固、司马迁）之称。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所不同的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在汉武帝以前的记载，大都沿用了《史记》的原文，但其中班固也有所取舍，订正补充了《史记》的一些疏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则是由班固撰写的。班固从汉明帝永平初年开始撰写《汉书》，经过20多年的努力，至汉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部分“表”和“志”，是他死后由其妹班昭和马续补充整理续写而成。宋刻元印本《汉书》

班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极深,他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缪于圣人”。在评论历史的事件和人物上,他缺乏司马迁那种匡世济民的战斗热情,但是班固作为历史学家，他赞扬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重视客观的历史事实。因此《汉书》不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汉一代的历史，而且在一些传记中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如《外戚传》中写了宫廷中的种种秽行，在《霍光传》中揭露了外戚的专横暴虐及其爪牙鱼肉人民的罪恶。还有一些传记，如《龚遂传》中接触到了人民的疾苦，表扬了能体恤人民的官吏，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

作为史传文学，《汉书》不如《史记》中的人物写得形象鲜明、生动,但也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很成功,从而成为人物传记的范例。如《苏武传》通过一系列具体生动情节的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为利诱的斗争精神，表扬了苏武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品格，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朱买臣传》中，通过写朱买臣失意和得意时的不同精神面貌以及人们对他的不同态度，既揭露了封建时代世态炎凉的社会习尚，又活画出封建时代在功名利禄的引诱下没有独立人格的封建文人可怜可憎的形象。

班固写人物又常常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来突出他们思想性格的特征。如《陈万年传》写陈万年有病，还让他的儿子陈咸在其床下接受他的教训，“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陈万年的盛怒之言和陈咸的直率回答，活画出一个不以谄事权贵为耻的官僚形象。《张禹传》也完全是通过叙述张禹的日常言行，围绕着他“持禄保位”的卑鄙心理，来戳穿他“为人谨厚”、“为天子师”的堂皇外衣，显露出庸俗、虚伪、阴险的本来面目。

在文学语言方面，班固受当时辞赋创作的影响，崇尚采藻，长于排偶，亦喜用古字，不如《史记》语言的简洁明朗、生动活泼。但《汉书》的语言也因此具有整饬详赡、富丽典雅的一面,引起后世散文作家的喜好,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赞》中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这一论断比较准确地分析了《史记》和《汉书》语言风格的不同。另外，《汉书》在人物传记中引用了大量的辞赋和散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叙事的连贯和人物特征的刻画，但也因此保存了不少重要文章，这也是班固在保存文化遗产方面的一个贡献。

《汉书》流传后，由其多用僻字古词,比较难懂,东汉末年已有应劭、服虔为之作注。到了唐代，颜师古汇集前人23家的注释，纠谬补缺，作《汉书》新注，流传至今。现存最早刊本为北宋景□年间刊印的，历代均有刊本，今通用中华书局标点本。

另补注有清沈钦韩《汉书疏证》；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和清代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1955年科学出版社版。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简介——《花间集》
晚唐五代词选集。10卷,选录唐末五代词500首。编者赵崇祚，字弘基。生平事迹不详。据欧阳炯《花间集序》，此集当成书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其时赵崇祚为卫尉少卿。在1900年敦煌石室藏《云谣集杂曲子》发现之前，《花间集》被认为是最早的词选集。

五代十国时，前蜀王氏、后蜀孟氏割据蜀中，60年间，沉湎于歌舞伎乐，曲子词也因之盛行。《花间集》即为供歌伎伶人演唱的曲子词选本。词作者18人，其中温庭筠、皇甫松为晚唐曲子词作家，列于卷首，表示西蜀词派的源流所自。和凝是北汉宰相，以制曲著名，当时称为“曲子相公”，其词和温庭筠风格相近。张泌或疑为南唐词人，此外，从韦庄到李□14人，都是蜀中文人，为王氏或孟氏的文学侍从之臣。温词□艳华美，韦词疏淡明秀，代表了《花间集》中的两种风格。其他词人的词作,则多蹈温、韦余风。它们的内容,不外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多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但也有一部分作品，如鹿虔□的《临江仙》抒写“暗伤亡国”之情，欧阳炯的《南乡子》歌咏南方风土人情，较有现实意义。宋人论及《花间集》,都赞扬其文字富艳精工,几乎没有人称许其思想内容。到了清代，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却以“比兴”、“讽谕”的观点释温庭筠、韦庄词，认为它们表现了“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词选序》），恐未免流于穿凿附会。

《花间集》古本,今传者有南宋三刻:其一为绍兴十八年(1148)晁谦之校刻本。明陆元大本即依此本翻刻,清末吴昌绶双照楼刻本、邵武徐氏刻本则均据陆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晁刻本原本影印。其二为淳熙末年鄂州刻本。此本无刊刻者序跋题识，因每页皆用淳熙十一、十二年鄂州公文纸背印刷，故定为淳熙末年鄂州刻本，旧藏聊城杨氏海源阁。清光绪十九年(1893)，王鹏运《四印斋丛书》本即据海源阁藏本影写翻刻。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也依此本排印。其三为开禧刻本。有开禧元年陆游二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曾引及陆游跋语，可知其著录者即此本。明初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集》本似也据此本，但已合10卷为 2卷。明末汲古阁《词苑英华》本也用此本。至于宋刻原本，未见近代藏书家著录，不知其存佚。此外，明清刻本尚多,如闵刻套印的汤显祖评点本,《四部丛刊》影印的玄览斋巾箱本，皆非善本。另有李心若《花间集评注》,1936年开明书店版；华连圃《花间集注》,1938年商务印书馆增订四版；李一氓《花间集校》，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简介——《九辩》
《楚辞》篇名。王逸定为宋玉作。明代焦□《焦氏笔乘》、清代牟庭相《楚辞述芳》及吴汝纶在《古文辞类纂》评语中,均以为屈原作,但所提出的理由还不足以推倒王逸之说。关于《九辩》名称的意义,王逸释“辩”为“变”，是对的;但又说“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云云,则不确。王夫之说：“辩犹遍也。一阙谓之一遍。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楚辞通释》）此说较为通达，今多从此说。

《九辩》是一首感情□挚的长篇抒情诗,共有250多句。关于它的主旨，王逸认为是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哀其志”；对此，现今的研究者大抵取怀疑态度。从诗的内容来看，其基本思想是表达“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这种感慨，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带有普遍性。诗中对现实的黑暗也有一定的反映，并表达了诗人“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的志尚。但追求理想、坚持抗争的精神远逊于屈原。在艺术上，《九辩》虽多模仿《离骚》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它善于借景抒情,融情于景，并且句法多变，能够巧妙地运用双声叠韵和叠字等修辞手法，读起来抑扬顿挫，饶有音乐美，从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开头一段描写秋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寥寥数语，而情景俱现，成为后世文人触景伤怀，寄慨身世的滥觞。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简介——《九歌》
《楚辞》篇名。关于它的来历，王逸认为是屈原仿南楚的民间祭歌创作的。朱熹认为是屈原对南楚祭歌修改加工，“更定其词”（《楚辞集注》）。胡适则认为《九歌》乃古代“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与屈原传说绝无关系”（《读楚辞》）。今人多取朱说。

《九歌》由于以民间祭歌为基础，所以具有楚国民间祭神巫歌的许多特色,《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吕氏春秋·侈乐》也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所谓“巫音”，即巫觋祭神的乐歌，这是《九歌》与屈原其他诗篇的不同之处。但是，作品中如“载云旗兮委迤”、“九嶷缤兮并迎”、“□吾道兮洞庭”等诗句,“老冉冉”、“纷总总”等习用语,又与屈原其他诗作一脉相通。因此，它应当是屈原诗歌艺术整体中的有机构成部分。《九歌》图卷宋代李公麟作《九歌》图·东皇太一元代张渥作

“九歌”名称，来源甚古。除《尚书》、《左传》、《山海经》所称引者外，《离骚》中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乐”,《天问》中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诸语。各书所说到的“九歌”内容虽有种种演化，但可证“九 歌”乃是传说中很古的乐章。至于屈原用它作为篇名，似乎不会跟远古“九歌”的章数有关，也不一定跟古代“九歌”的曲调相同。可能是取其“娱神”这一点，再结合《离骚》所说的“康娱”、“□乐”的意思，基本上属于新歌袭旧名的类型。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倡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湘夫人傅抱石作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简介——《九章》
《楚辞》篇名。包括9篇作品。依王逸《楚辞章句》的次序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这9篇的作者，王逸都定为屈原。宋代洪兴祖则疑《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4篇非屈原作（《楚辞补注》）。明代许学夷也以《惜往日》、《悲回风》二篇非屈原口气，疑为唐勒、景差等人所作（《诗源辨体》）。清代顾成天则定《惜诵》、《惜往日》二篇为河、洛间人所作(《读骚别论》)。而近人还有说《哀郢》为庄辛所作的（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但所有这些怀疑，多以文气为判定真伪的标准，尚无确凿有力的证据。

关于《九章》名称的意思，王逸训“章”字为“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显系出于汉代经生陋说，不足为训；朱熹认为《九章》乃“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楚辞集注》），较为合理。至于辑录、题名者，或认为是刘向，或认为是淮南王幕府中的文学之士，尚无定论。

关于《九章》各篇的写作时、地问题，王逸认为它们都是屈原流放于江南时所作；朱熹则认为“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细观《九章》各篇内容，朱说较符合作品实际。至于《九章》中各篇的具体写作时间及其排列次序，明代黄文焕，清代林云铭、蒋骥及现代楚辞学者各有考订，说法不一。

《九章》各篇的思想内容，因并非出于一时一地，所以应当分别看待。其中《惜诵》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愤懑心情，内容略与《离骚》前半篇相似。《涉江》似是自叙放逐江南的行迹，反映了诗人高洁的情操与黑暗混浊的现实生活的矛盾。《哀郢》一说作于庄□暴郢之后，一说作于白起破郢（前278）之后，抒写了诗人对破国亡家的哀思及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抽思》大概作于屈原被疏于汉北之时，抒发了诗人见疏于怀王之后的怫郁幽怨之情。《怀沙》为屈原自沉之前不久所作，一说为怀沙石沉江，一说为怀念长沙，其中着重叙写了诗人正道直行、不随世浮沉的节操以及准备以死来殉理想、殉信仰的决心。《思美人》反映了诗人思念其君而不能自达，但又不愿变心从俗的心情。《惜往日》有人认为是屈原的绝命词。概叙了诗人一生的政治遭遇，为因谗人破坏和国君昏庸使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而深感痛惜，也表示了必死的决心。《桔颂》一般认为是屈原早期的作品，通篇就桔的形象和特征作出拟人化的描写,可以看成是作者人格和个性的缩影。《悲回风》则流露了一种低徊缠绵的忧苦之情。

《九章》各篇的艺术风格和成就，也不一律。其中《桔颂》一篇清新秀拔，别具一格，从辞赋的体裁上说，开了体物写志的先河。《哀郢》、《涉江》、《怀沙》三篇情景交融，诗味腴厚，在《楚辞》中允称上品。其写景之句如“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宛然如画。抒情语句如“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恳挚缠绵,颇有回肠荡气之致。至于《惜往日》、《悲回风》二篇，艺术上较他篇略为逊色。《九章·桔颂》图清代门应兆作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简介——《孔雀东南飞》
汉代乐府民歌中的长篇叙事诗。最早见于徐陵《玉台新咏》，题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有序云：“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载诗及序入《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称“古辞”，并说“不知谁氏之所作也”。近人则多取本诗首句拟题，作《孔雀东南飞》。它大致创作于东汉献帝建安年间，是当时人据庐江郡（今属安徽）实有其事的一个婚姻悲剧写成的，后来在民间口头流传。由于原作失题，作者佚名，因而录诗的《玉台新咏》称之“古诗”，《乐府诗集》则以为“古辞”。至于近人或疑此诗为南朝作品，是把全诗在后来流传中民间集体加工润色的成分割裂出来，用作证据，故不足信。

这首叙事诗共 350多句，1700多字。它通过焦仲卿、刘兰芝这对恩爱夫妻的悲剧遭遇，控诉了封建礼教束缚、家长统治和门第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幸福的合理愿望。刘兰芝是个平民家女子，17岁嫁给焦仲卿为妻。焦仲卿是个衰落了的大家子弟，在太守府充任小吏。他们结婚3年,夫妻恩爱，相誓“黄泉共为友”，但仲卿的母亲不忘自家是“仕宦于台阁”的大家，歧视兰芝“人*”，嫌她“无礼节”,“自专由”,蓄意为儿子另攀“东家”，逼迫仲卿出妻。兰芝被遣回娘家后，在兄长的逼迫下答应再嫁而暗自决定以身殉情。在新婚之夜，兰芝赴水自尽；随后仲卿也自缢身亡。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向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最后的抗争，表明了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作者描述上述悲剧后，又添以浪漫的结尾,在枝叶相通的墓木上栖落一对鸳鸯鸟,夜夜相鸣到天明，仿佛告诫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这诗的男女主人公焦仲卿、刘兰芝和主要人物焦母、刘兄及刘母，都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焦、刘两家是封建社会下层的两个类型的家庭。焦家是从上层衰落下来的。焦母是破落大家的婆母形象，顽固、专横，一心指望儿子重振家门，满腔怨气都对儿媳发泄。刘家则本属地位低下的平民家。刘母是小家良母的形象，夫死从子，能谅解同情女儿的委屈和不幸。刘兄则是庸碌的小民，居一家之主，为生计烦恼。只看门第荣禄，无视胞妹的婚姻幸福，有世俗习气，实无害妹之心。这样两个家庭构成了主人公仲卿、兰芝的生活环境，也是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具体原因。仲卿和兰芝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各自家庭的影响。仲卿守礼尽孝，性格懦弱。兰芝勤劳善良，温柔体贴，忍受折磨，顾全礼节。他们追求爱情的忠贞和婚姻的幸福。仲卿自知“儿已薄禄相”，不求高官厚禄,而满足于“幸复得此妇”,不愿失掉这幸而娶得的贤慧美丽的妻子。兰芝也“感君区区怀”，忠于爱情，不羡富贵，懂得“同是被逼迫”，矢志以死维护自己的幸福。他们的理想追求和悲剧遭遇，体现着封建统治下广大青年男女的普遍愿望和反抗要求，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这几个人物形象，是这首诗突出的艺术成就。

从汉末到南朝，《孔雀东南飞》在民间口头传唱中经过不断地加工润色，汲收了丰富的民歌叙事艺术手法和技巧，使它成为汉代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它是整齐的五言诗，而通篇运用精练的口语，适于歌唱，便于描述，表达灵活。全诗以兰芝的婚姻遭遇为主，描述了从焦母逼归到兰芝被迫再嫁而自尽的悲剧发展过程，故事完整，剪裁精当，冲突尖锐，情节动人。诗中“历述十许人口中语，各各肖其声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作者善于以富于个性特点的人物对话开展情节，同时又在冲突发展中表现人物性格。对次要人物如媒人、太守，次要情节如兰芝告别小姑、太守家筹备婚礼等，描述也有简有繁，都起着表现主题思想、衬托主要人物、渲染悲剧气氛的作用。全诗基本上是依照生活本来面貌作如实的描述，但也采用了民歌常用的铺叙和比兴手法，如写兰芝辞别焦家时的服饰仪容、太守家显示富贵的豪华婚礼置备，以及篇末的鸳鸯鸟相鸣等，都不仅起着衬托、渲染作用，更增强了浓郁的民歌色彩。

千百年来，《孔雀东南飞》始终为人民喜爱，传诵不衰。到五四时期,更被改编成各种剧本,搬上舞台，以揭露、抨击封建礼教的罪恶。同时，它也被某些封建文人曲解成写义夫节妇，“作节烈诗辄拟其体，更益以纲常名教等语”（费锡璜《汉诗说》）。可见它的影响十分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