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站队＂９１Ｄ２我爱我家－９１水塔＂比赛帖 [复制链接]

悄悄地你来到我的身旁，我的世界有了一丝光芒，从淡淡的到无限明亮。这光芒里有的是温馨与爱恋，这光芒也寄托了我无限的渴望与希冀！

他自小就有野心，希望当一个统领天下兵马的元帅。他认为要当元帅就要先当将军，而要当将军就要从小兵干起。

    虽然听说读国防大学后入伍，马上可获得少尉军衔，比起现在的列兵不知高多少倍。但不是唐龙不想，而是他高考的分数在联邦数千万个考生中，排在倒数1000名内。国防大学可不是用钱能买进去读的，加上他的家人也不会同意他参军。因为他家族世代单丁。

    说到这还有关他名字的趣事，他这个名字，在他父母还没结婚时，就被他爷爷取好了。爷爷和他爸爸都十分有自信，相信下一代一定是男的。不知道是不是远古的血脉真的这么厉害，他竟然真的以男儿之身来到这个世界。而且他爸爸和妈妈继续努力了18年都没有生下其它一个孩子，别说生了，连怀孕都不会。

    当他懂事时，曾问过爷爷，为什么帮自己取了这么个名字。爷爷自豪的告诉他，唐这个字在远古其中一个叫地球的人类发源星球上，代表着那星球一个东方国家的民族，这个民族的特征就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而龙则代表着那个国家最有权势的男人。这个星球虽然消失了，但联合其他文明创建了现在这个几千年宇宙历的功绩将永远的传下去。

胡小石


　　 (1888－1962)


 
　　胡小石(1888－1962)名光炜，字小石，号倩尹，又号夏庐(斋名“愿夏庐”)，晚年别号子夏、沙公。原籍浙江嘉兴，但生长在南京。1909年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农博科。历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长期从事古文字声韵训诂、经、史籍、诸子、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研究与教学，造诣精深。



梅庵先生的传人
　　胡小石1906年9月考取两江师范、学堂预科，翌年2月插班入农学博物分类科。一次，学堂监督李瑞清(号梅庵，又号“清道人”)亲自出题测试，题目撷自《仪礼》。胡小石父亲胡季石出于清末著名学者刘熙载门下，家学甚厚，胡小石五岁即读《尔雅》，对张惠言的《仪礼图》也研学多遍，因此胸有成竹，一挥而就。梅庵先生发现学农博的学生中居然有一弱冠少年能作有关《仪式》的文章，大喜过望，青睐有加，并亲自在课余授其传统国学。

　　梅庵先生精于碑学，是清末享有盛名的大书家，胡小石得其指点，始学北碑《郑文公碑》和《张黑女墓志》，於《郑》取其坚实严密，於《张》取其空灵秀美，从此笔力沉着，书艺大进。

　　1917年，胡小石经梅庵先生介绍，到上海任明智大学国文教员。翌年1月，应邀到梅庵先生家当塾师，一方面教其弟侄经学、小学及诗文，一方面又师从梅庵先生及与梅庵过从甚密的晚清老宿沈曾植、郑大鹤、王静安、曾农髯(熙)等，学帖学、金石文字学及书画、甲骨学等。

　　1920年秋，梅庵先生病逝，胡小石与梅庵先生同乡挚友曾农髯共理丧事，将其遗体安葬于南京城郊牛首山雪梅岭罗汉泉，墓旁植梅300株，筑室数间，名“玉梅花庵”。

　　胡小石尝云：“此三年(1918－1920)中，受益最大，得与梅庵先生朝夕晤谈，小学、经学和书艺能不断深造……”。后人评胡小石“近得梅庵北派之真髓，兼受农髯南派之薰沐，远绍两周金文之异变，秦权诏版之规范，汉简八分之宽博……虽师从梅庵，但能得其所失，补其所缺，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胡小石先生却始终缅怀师情，谨遵师教。50年代中，当时为研究生的周勋初先生曾问胡：“先生的书艺和梅庵先生相比，又当何如?”胡小石先生立即惶悚地说：“先生书通各体，我只能得其一端而已。”还有一次，胡小石带几个研究生在馆子里聚餐，旁边一席有两位正对“清道人”的一幅画妄加评议，胡小石听后忿忿不平，脸上露出鄙夷不屑之神色，似乎在说：“凭尔等也配议论我先生的书画?!”其尊师、爱师之情，由衷而发。

　　胡小石一生敬仰梅庵先生，每年逢梅庵先生忌日，必定素食；至清明节必亲赴牛首山扫墓。抗战后几经战乱，李墓竟无迹可寻。解放后，胡小石曾让学生侯镜昶代为寻访，但遍访未果。直至70年代末，侯教授才找到李瑞清墓园，益撰文“清道人其人其墓”，记述李瑞清的生平、成就及他与胡小石之间绵长的师长情谊。

与李大钊友情甚笃
　　胡小石无党无派，早年很少介入政治活动。但他为人真诚、正直，中年身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然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深恶痛绝，同时为百姓、社稷的命运常怀忧虑，因而也就自然接近那些忧国忧民的**屏蔽词语**人和明主、进步人士。

　　1920年11月，胡小石离开上海北上，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聘，任该校教授兼国文部主任，与同在该校执教的李大钊先生相识。李大钊与国文系师生专门欢迎胡小石并合影留念。胡小石与立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十分投缘，过从甚密，晚上常常步行去石驸马大街后宅李大钊家中闲谈。胡小石曾对其女弟子程俊英说：“守常兄是一位爱国爱民的学者，他整夜伏案写文章，想用马克思理想的共产主义救中国，达到世界大同的境界，我钦佩他，欢喜他，他是我的一位益友。”

　　有一次，北京高校师生发起“索薪运动”，李大刊、胡小石都参加了，大家围在新华门外抗议当局拖欠教师薪水，吁请派员解决问题。但半天无一名官员出面会见。李大钊义愤填赝，振臂高呼，突然因悲怆过度而昏厥在地。站在他身旁的胡小石极度震惊，多少年后言及此事，仍为李大钊的赤诚与义愤而感叹不已，他说：“守常兄平时极为温和，想不到他那天反应会这么激烈。”

　　1922年7月，胡小石辞职南返。女高师大部分留京的毕业生与第二届国文部的部分同学，请李大钊先生作陪，欢送胡小石，并在学校大礼堂前假山上摄影留念。胡小石手捧一束鲜花，站在中央，李大钊先生立其旁，其余师生分立于前。

　　1924年胡小石出任金陵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不久，李大钊南下广州途经南京，曾专门下车，登门拜访胡小石。1927年4月，李大钊先生慷慨就义，噩耗传来，“先生哀之甚至，其后辄形诸梦寐”(曾昭燏《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

拒绝为蒋介石书写寿序
　　“九一八”事变后，胡小石目睹外患日深、民不聊生，常有愤世嫉俗之语。他曾在《杂诗》中怒斥“狐狸亦当道，安问豺与狼?”并感叹“万哀天地夜，阖眼倘我存”。1939年胡小石一度兼任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在昆明期间与楚图南等人过从甚多，还结识了思想进步的工商企业家郑一齐，郑赠送胡小石一批进步书籍。1940年1月，胡小石离开昆明回重庆中央大学，途中遭特务搜查，郑一齐所赠进步书刊被悉数没收，胡小石也被列入特务监控的黑名单之中。

　　1946年，国民党为蒋介石六十寿辰祝寿，朝野各色人等竞相效忠，或撰颂辞，或献九鼎。当时有一“民意机构”派人与胡小石商洽，许以重金酬谢，请他为蒋介石六十寿辰书写寿文。此举一箭双雕，其一因为胡小石已是“民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系“部聘教授”)，且金石书画、诗词曲赋无所不通；其二是因为胡小石无党无派，与政治素无姻缘。请他写寿文，既有文气，又具“民意”。然而当来人刚刚说明来意，胡小石即一口回绝。来人情急之下，脱口反问：“前时美军将领史迪威逝世，那次公祭典礼上的祭文，不是由先生写作的么?”胡小石当即回答：“史迪威将军来中国帮助我们抗战，所以我才为他写祭文。再说，我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来人闻之变色，悻悻而去。

　　民初著名书法家衡阳曾家髯(熙)先生对胡小石曾有一评价曰：“其为人孤峻绝物，苟非所与必面唾之，虽白刃在前不顾也。及观其事师敬友则循循然，有古人风。”信哉此言!

临危受命 风骨凛凛
　　1947年5月，中央大学爱国学生率先发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胡小石同情和支持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他的研究生刘溶池是“全国研究生联谊会”的领导成员，胡小石提醒青年学生要注意策略，通过记者招待会等形式吁请社会舆论支持。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学生运动、酿成“五·二○”惨案后，胡小石又与其他中大进步教授一起，公开发表宣言，抗议当局之措置，营救被捕青年学生。

　　蒋介石不久即颁布《全国总动员令》，进一步扩大内战，向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胡小石为刘溶池题写了“化大炮为纸鸢”六个行书字，表达他反内战、盼和平的迫切心愿。

　　1948年底1949年初，国民党军队接连溃败。行政院下达“国立院校应变计划”，企图强迫中央大学南迁广州或厦门或台湾，遭到中大教授的强烈反对。1月21日，校务会议作出“以不迁校为原则”的决议。27日，中大校长、训导长、总务长三人弃职而去；31日，教授会投票选出梁希、胡小石、郑集、欧阳翥、张更、蔡翘、刘庆云、吴蕴瑞、楼光来、吴传颐、刘敦桢11名委员和李旭旦、张江树、宗白华、钱钟韩等人为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大校务维持会”，胡小石临危受命，与森林系教授梁希、生物系教授郑集一起被推为常务委员，主持校政。

　　校务维持委员会成立后，即向李宗仁政府提出“撤查校长周鸿经”、“拔发应变费及粮食”、“释放被捕学生”等三项要求。胡小石与梁希、郑集等多次赴总统府交涉。当时的教育部长陈雪屏亲自出马，一方面在中央饭店宴请校维会成员，再三强调“不派校长，由校维会治校，在大学史上查不出根据”；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出任中大校长”利诱胡小石先生。胡小石风骨凛凛，严词拒绝，并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4月1日，中央大学等10所专上学校六千余学生举行了“争生存、争和平”的请愿游行，胡小石为保护青年学生，坐一辆吉普车紧跟在游行队伍后面。学生队伍先后在大中桥和总统府遭到预先埋伏的警察和淮海战役败退回京的国民党军官的毒打。胡小石和刘庆云、张江树、吴传颐四位教授不避艰险赶到现场，也遭暴徒围追，胡小石及时进入总统府门房躲避，才免遭不测。

　　4月11日，南京各大专院校分别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政治大学为“四·一”惨案中牺牲的烈士举行追悼会。胡小石先生亲致悼词。他所撰写的两幅挽联，悬挂在礼堂南面墙上，分别痛挽死难的物理系学生程履绎和电机系学生成贻宾。其中一幅挽联为：

你死，死得好惨，惨无人道；
我哭，哭不出来，来悼英灵。

　　4月23日，百万雄师，挥戈南下，南京喜迎解放。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胡小石欣然出任国立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员，兼任文学院院长。

“六华春”馆名引出的笑话
　　胡小石於篆、隶、真、行、草全面钻研，书法博采众长，自成一体，世所公认。他生前曾为南京不少地方题过名。其中最显眼的有三处，一为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原址”铜牌，一是“南京博物院”院名，三为鼓楼的“曙光电影院”。新街口的“六华春中西餐馆”、夫子庙的“永和园”等有名餐馆的招牌，也是由胡小石题写。

　　“文革”期间，曾经闹过这样一桩笑话：当时胡小石先生已逝世四年，但仍有红卫兵上门造反，说“胡小石是资本家，必须打倒”。胡小石的长女胡令晖问红卫兵有何依据，红卫兵竟说：“六华春中西餐馆的招牌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胡小石的名字，不是资本家又是什么?”其无知无识实令人哭笑不得。另一笑话为红卫兵要向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彭冲兴师问罪，理由是他“家中不挂毛主席像，只挂胡小石的像。”其实彭冲家中挂的并非胡小石的像，而是他所书写的条幅。彭冲同志喜爱胡小石的书法作品，1988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胡小石书法选集》，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彭冲欣然题写了书名。

诗作“仰追刘宾客”
　　胡小石早年在两江师范求学时，即以诗文名噪一时。较他低几级的陈中凡进校后，曾听不轻于许人的周实丹屡屡称道胡小石的才华。一次，陈中凡与周实丹同登清凉山，在扫叶楼品茶，看到墙上有署名“光炜”的诗句云：“清丝流管浑抛却，来听山中扫叶声”，不由击节赞叹，周实丹乃告之说：“光炜就是小石的本名。”1920年，陈中凡到杭州途经上海，拜访师友，在李瑞清寓所与胡小石相识。初次把晤，相见恨晚，胡小石出示所作诗歌，陈中凡对其《与友人江头小饮》一首尤为欣赏，诗云：“十年骑马上京华，银烛歌楼人似花；今日江头黄篾舫，满天风雨听琵琶。”吟诵再三，陈中凡不由“叹其轶材秀出，非侪辈所能几及”。

　　胡小石曾经其师李瑞清先生介绍，与胡翔冬一起师拜陈散原(三立)先生门下，从受诗学。散原先生是陈宝箴之子、陈寅恪之父，清末诗坛“同光体”领袖之一。他因材施教，命胡翔冬专习中晚唐五律，胡小石专习唐人七绝，而后再就性之所近，兼习各体。胡小石谨遵师教，转学多师，自成风格。其生平所作，七绝居多，旨趣神妙，风调隽美。散原先生曾赞其“仰追刘宾客，为七百年来罕见。”胡小石女弟子、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遹在其所撰《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中云：“先生为文，以龙门为宗。于诗，潜心陶谢与工部特深，又酷好谢翱，所作绝句，直追中晚唐。偶作小令，有宋人风致。”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主编的《近代诗钞》收录胡小石诗作80余首。

　　胡小石一生所写诗词甚多，晚年曾厘为六卷：分别为《磐石集》、《峡林》、《无同沙词》、《蜩楼草》(以上为1949年前所写古今体诗)、《东风堂集》(解放以后古今体诗)、《夏庐长短句》(毕生所填小令词)。其中三、四卷有亲笔定稿，第六卷有曾宪洛钞本，余皆未定。1962年胡小石先生去世后，在联合国任职的长子胡令德回大陆治丧，欲将其父手书诗集带到香港影印出版。当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郭影秋力主在内地先行出版。胡小石次子杨白华(出继舅家，改姓杨氏)广为收罗，编为诗词全集，寄中华书局。因当时内地出版社尚无印行现代人旧体诗词先例，故中华书局退稿南大胡小石遗著整理委员会。未几，“文革”风暴骤起，此稿亦遭掠，“文苑瑰宝”，就此失踪，殊为可惜!

　　1986年，南大中文系资料室中突然发现胡小石遗物一大捆，大部分为其论著底稿及油印授课讲义及参考资料，尚有1913年初至1914年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时所作杂钞诗函稿。胡小石的弟子吴白稥教授以此为主，多方搜集增补，汇印《愿夏庐诗词钞》，收入诗251首、词19阕，“约存全貌之半。”

　　胡小石才思过人，诗文“立马可待”。1950年夏，华东军政委员会陈毅将军来宁，在玄武湖翠虹厅约见南京文艺界知名人士。午餐之后，陈毅请胡小石先生赋诗留念，先生略思片刻，即吟五绝一首：

千秋倾城酒，十里送荷风。
更以吞江量，完成跨海功。

　　诗中寄望有“儒将”之称的陈毅将军，挟百万雄师过大江之气势，一举完成跨海作战、解放台湾之千秋功业。如今四十九年弹指而过，陈、胡二老先后谢世，读此五绝，仍令人感奋不已!

“赏心乐事”者三
　　1924年胡小石离开武昌高师，回宁任金陵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曾自筑小楼于将军巷31号，取名“愿夏庐”。1937年遭日军空袭而被炸毁。1946年由蜀东还后，先后住中央大学校舍和天竺路小楼。无论是在“愿夏庐”，还是在天竺路，胡小石家常常是高朋满座。他的一些高足，如曾昭遹、关白稥、游寿、徐复、金启华、孙望等，也常上门请教。胡小石与弟子们谈笑风声，乐此不倦。每到就餐时分，弟子起而告辞，他总是热情留客吃饭。他的长女胡令晖还记得解放前有一年，保姆见胡小石又留客吃饭时，面有难色地说：“先生，家中没柴烧饭了。”当时市面上柴草紧张，购买脱档。胡小石却慨然应答：“无柴烧不要紧，把我书房里的报纸拿去烧就行了。”

　　胡小石钟爱弟子，授课之余，常邀学生数人，或是去城南城北几个老字号菜馆品尝佳肴，或是去清凉山扫叶楼饮茶品茗，或是到夫子庙秦淮河畔小摊上吃“油氽豆腐干”。作为一个“美食家”，胡小石推重“饮食文化”，更陶醉于和弟子、友人饮酒赋诗、纵论文史的氛围。他曾不止一次讲过：“平生有三好，一好读书，二好赋诗挥毫，三好东坡肉。”他在40年代曾自创一道菜，人称“胡先生豆腐”，至今还载于“金陵菜谱”。

　　胡小石酷好昆剧，带弟子观赏昆剧，是他又一“赏心乐事”。抗战前苏州昆剧班来宁演出，由于赏之者甚少，卖座率有时不到一成。胡小石每场必至，他与黄季刚教授总是合买几十张票，邀门生弟子往观，一则也尽其所力，资助潦倒零落的梨园艺人。解放之后，昆曲振兴，北京满城争看《十五贯》，胡小石先生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而兴奋异常，特地带他的研究生去看江苏省昆剧院的《游园惊梦》，并对当时崭露头角的新秀张继青赞赏有加。胡小石对其他剧种、曲艺也颇有兴致，曾带弟子一起观摩过杨乃珍的苏州评弹、陈伯华的汉剧《宇宙峰》、张桂轩的京剧《翠屏山》。张桂轩当时已85岁高龄，他演的《翠屏山》中的拼命三郎石秀，仍能持数十斤重之钢刀登台，运转如飞，令人惊叹，胡小石曾赋诗两首《赠张桂轩》，其中一首曰：

薄海同欢春色回，孤花惟悴也重开。
翠屏千尺松林路，灯影刀光见汝来。

　　“智者乐山，仁者乐水。”胡小石性耽山水，携门生弟子登高怀古、踏青觅胜，是他第三件“赏心乐事”。他的女弟子、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曾昭遹曾在《忆胡小石师》一文中这样写道：

　　逢春秋佳日，常邀弟子二三人出游，余多随侍。相与攀牛首，登栖霞，探石头城之故迹，揽莫愁湖之胜景。尝于夏日荷花开时，天才微明，即往玄武湖，载一叶扁舟，破迷茫之晨雾，摇入荷花深处，轻风佛面，幽香沁人，以为斯乐南面不易。又尝于樱花盛开之际，游孝陵及梅花山，坐花下高吟唐人绝句，音调清越，回荡于林木间，其雅怀高致可见矣。

聪明人要用笨功夫
　　这是胡小石先生告诫其高足王季思的一句话。王季思早年在东南大学受教于胡先生。一次他将自己的一篇论文送请胡先生审阅。论文评析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王季思用张华“平关之役，利在获二俊”之言诠释“论功若准平关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二句。胡小石认为这一典故仅说明了前一句，而后句却未有着落，因而建议他去查《国语》一书。季思先生遵嘱查阅，方知后一句乃用《越语》中勾践用黄金为范蠡铸象的典故。

　　斗转星移数十年，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的王季思教授始终记着先生这一语重心长的教诲，他在给青年教师谈治学经验时，还以此事此语告诫后学，追念先生教诲之情。

　　“聪明人要用笨功夫”，既是诲人，更是自律。胡小石先生尽管记忆惊人，学富五车，却始终严谨治学，无论是备课，抑或撰文，都一一查对原文，决不单凭记忆。即便是那些教过数遍、已经烂熟于心的课，他仍认认真真从头备起。并把上课前一天的晚上专门用于备课，雷打不动，决不外出应酬或在家待客。他的弟子周勋初曾撰文追忆道：“南京号称长江三大火炉之一，夏夜的闷热更是令人难以忍受，我曾多次看到先生夏夜伏案备课……那种挥汗疾书的动人景象，毕生难忘。”

形神俱备说《楚辞》
　　胡小石是金陵书坛的泰斗，他在授课时的板书，也十分讲究用笔、结构、布白，点划撇捺，遒劲高古，人称“一绝”。学生一边听讲，一边欣赏着先生高超的书法艺术。1961年5月作校庆学术报告时，胡小石先生示意要更换板书。有位同学上前帮忙擦黑板，突然台下响起一片“不!不要擦!”的喊声，一时间使那位学生手持黑板擦楞在台上，惘然不知所措。原来前来听讲的师生实在不忍擦去如此精妙的板书。胡小石先生见此情景，不禁莞尔一笑。

　　胡小石先生的教学艺术，也因形神具备、收放自如而堪称一绝。他博闻强记，既专攻农博，又精通文史，还长于绘画。他对《诗经》、《楚辞》中的名物训话，既引经据典考证其出处，又当场作画以图形阐释。如讲解《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一句时，就引南宋吴仁杰的《离骚草木疏》，指出兰蕙属于唇形科植物，一茎一花为“兰”，一茎数花为“蕙”，并在黑板上画出不同品种的形状。他还指出，“纫秋兰之为佩”之“兰”为泽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之“木兰”即木莲，告诉学生南大校园内有两本木兰，而泽兰则可去鸡鸣寺香市辨识。

　　胡小石还曾图解“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并据此测算屈原的生年。又曾在黑板上绘出屈原三次流放与东行的图，帮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屈原坎坷的遭际。胡小石曾将他手绘的屈原流放图草稿送给女弟子吴翠芬，这张练习本大小的白纸绘成的图稿，吴翠芬教授一直珍藏呵护至今。

　　据周勋初教授回忆，晚年的胡小石给研究生上课时，常常“用一块旧的包袱，包起一迭厚厚的书，置于座位左前方。每当讲到什么具体问题，就打开包袱，取出有关的书，按照预先夹好的纸条检出材料，让大家传观”。这些材料包括美术期刊、考古发掘报告，《李洋文化史大系》；包括古代书画作品，如《女史箴》、《九歌图》、《高逸图》、《文苑图》等。他要求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的器物、服饰，避免似是而非，贻笑大方并误人子弟。他曾讥笑有幅颇有名气的《屈子行吟图》，由于对古代的冠缺乏了解而闹出笑话：“屈原头上倒象顶着一只火柴盒子。”

妙语解颐　含英咀华
　　胡小石学问渊博，为人幽默，不仅授课讲学时妙语连珠，就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诙谐之语，令人忍俊不禁。

　　一次讲到古代神话中常有“感生”故事，胡小石例举汉高祖刘邦杜撰其母在风雨中与蛟龙交合而怀孕，以抬高自己身价，故事说完，他故作不解之意云：“没想到这位皇帝不顾其父难堪，竟甘心做一个不是人养的人!”

　　1961年5月，年过七旬的胡小石抱病参加校庆学术报告会，主讲杜甫诗作特色，大教室内座无虚席，校长郭影秋及许多教授(其中包括南京师院中文系段熙仲教授)都专程赶来聆听。胡小石以走路为喻，分析唐代文字的演变发展走向——

　　初唐文学是走在长门闾巷；盛唐文学是乘着高车驷马在通衢大道上奔行，旁若无人，壮阔无前(尤其是李、杜二公)；中唐文学有的是在园亭中休息(如大历十才子)，有的是爬山，走险峻的羊肠小道(如韩、孟、贾)，有的是则是在大平原上兜圈子(如元和诸公)；晚唐文学是离开陆地走水路，舍车而乘舟了(小令和词应运而生)。

　　学生请教“格”和“律”的异同，胡小石作譬云：“格可变，律不可动。就好比每人脸上都有两眼一鼻一口，这便是不变的律。但每人的眼口鼻都有长短、高低、大小之分，这是可变的格。”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学教授的生活也较清苦，胡小石家曾多日不尝肉味。一次，保姆夏妈设法买到一点肉，剁成末子，煮成肉糜粥，胡小石闻香而至，既惊讶又兴奋地说：“猪兄、猪兄，久违，久违。”这一戏言后来传到外面，“文革”中居然有人大作文章，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要批斗业已作古的胡小石先生。

88.每个女孩都希望自己爱上的是脚踏七彩云的大英雄孙悟空，因为她们觉得至尊宝太幼稚、不成熟、不成功、什么都没有……可又有谁知道至尊宝变成孙悟空是以失去爱别人为代价呢？ 

爷爷虽然没有说出自己的期望，但这个名字——唐龙的含义，已经深深的印在这个懂事小孩的脑袋里。这也是为什么他想参军的理由之一吧。

    于是这个坏小子，就用考得不好，乘暑假期间出外散心为借口，获得一笔旅费和自己成年的身份证明，跑到离家近万光年的凯拉星球，先斩后奏的报名参军。

    虽说还有其他的军种可报考，但不是要进行文化知识考试，就是要进行体能测试。一无是处的唐龙只好挑选只要成年即可报考，没有任何测试的步兵军种了。

    唐龙提着包袱，拿着那张有分配令的磁卡，傻乎乎的在这个调配大厅转悠着。大厅里有许多个橄榄型的调配室，每个调配室都排有跟他一样刚来参军的小家伙。那种橄榄型状的调配室是人工智能的，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和测试成绩，自动安排到合适的新兵营训练。

    当然这个调配大厅除了来参军的新兵，也有身穿黑色为底银色为边，联邦军服的士兵们在这里警戒。唐龙一边用羡慕的眼光看着那些威武的士兵，一边找着通向504新兵营的通道口。

    这些通道口虽然就在这个巨大的大厅里，但实在太多了。唐龙仰着头看着一个一个通道口上的数字，脖子都快断了。

北京食用油货源充足暂未接到提价通知

　　86.夜晚，是哪一双高跟鞋在陪我跳舞？每一次都踩中我的疼痛～又是哪一片朱唇在诱惑我，放弃一直回头张望的坚持

据称来自中国甘肃的一名妇女从酒店五楼客房坠下，不治毙命；死者室友则称其在被警员带走调查时，遭警员强奸

南开名人堂－蒋廷黻 


　　 （ 1895 -1965）



　　 蒋廷黻，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一个中等农家。幼年读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人长沙明德小学，次年改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1912年，适值辛亥革命爆发，蒋廷黻只身留美，先是人密苏里州派克学堂接受中等教育，3年毕业，转学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主修历史，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曾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赴法国为华工服务。1919年夏，复返美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历史。当时该校历史系人才鼎盛，教授都是第一流学者，最露头角的是海斯教授，蒋廷黻跟从其研究，1923年获博士学位。

　　 同年，蒋廷黻回国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并兼文科主任，讲授过西史大纲、欧洲近代史、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势力扩充史等课程并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1929年，转人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1935年，出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1938年，奉派驻苏俄大使。1944年，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任国民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57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人文 组院士。1961年冬，任国民党驻美大使。1965年退休，同年，殁于美国纽约市。

　　 从南开到清华，蒋廷黻度过了11年的教书生涯。治学时间虽不长，但在学术界的影响较深，被誉为“一代学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早年对史学的贡献


　　 二十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荒漠。蒋廷黻任教于南开之后，便有志于做一名拓荒者，他开垦的第一片荒地，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史。在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他引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观念。

　　 现代历史研究的人手方法是充分地占有原始资料，这在今天的史学界乃是常识，但对二十年代初期的人们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在采用这一方法上，蒋廷黻开了风气之先。他在我国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以事 实为基础；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之一就是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人手。他自己身体力行，为搜集和整理中国近代外交原始资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南开，为了搜寻史料线索，他想方设 法地联络各方鉴定家、收藏家，频繁地访亲问友。为了掌握李鸿章1896年至1900年期间从事外交活动的史料，他走访了许多李鸿章的旧部，或助手，或秘书，一有机会就把话题引到资料的搜集上。

　　 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积累了大批中国近代外交史一手资料，率先运用这些资料在南开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代外交问题，并以西方现 代史学体例编纂出我国第一本《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为日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蒋廷黻在传播现代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引进了新的研究观念。在南开，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参考多方面意见，本着客观的态度解释史实。1928年，他在介绍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中国革新运动与rb土耳其革新运动的异同》译文的前记中，特别强调要借鉴外国人看中国的见解，多听听旁观者的话。在谈到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他也指出：“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序言）。

　　 根据上述观点，蒋廷黻撰写了许多专题论文，不仅对比参证中外各方史料，并且折衷中外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得出“兼听则明”的结论，从而跳出了中国传统的“虚骄”史证的旧套子。他不倾向于在中国外交史上大骂外国人，这并不是他不痛恨西洋和rb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他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侵略是一个历史事实，侵略的对象也不只是中国，要紧的是看我们如何应付帝国主义侵略，所采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从这个观点出发，他的外交史研 究便有新的方向、新的思路。

　　 早在南开时代蒋廷黻还倡导和重视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努力探寻历史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途径，这在当时大学的历史教学中也是少有的。

　　 1929年，蒋廷黻调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继续引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为建立中国现代历史学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蒋廷黻对中国传统的考据式治史方法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 旧的史学家往往熟读许多史书，或专治一部史书，费了很大的精力，对版本训沽也许有所发现，但对史料本身却没有多少知识，人们只是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这是“治 史书而不是治历史”，这种研究方法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为此，他首倡开创新史学、培养新式历史学家的教学目标，这种新，就是区别于中国古代史学的考据方法，而采用西方综合的治史方法。为培养和训练这种方法，他要求历史系学生“多习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从而“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体性，帮助我们作综合的工夫”。

　　 蒋廷黻曾撰写《中国近代史》、《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等著作，同时，他还在《清华学报》、《中国社会政治学报》、《独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篇学术性文章，著述虽然不多，但对旧中国史学界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史和近 代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而蒋廷黻的著述，又是旧中国大学历史系的教本，影响十分广泛。时至今日，他的一些代表作仍被一些近代史专家不时提及。

　　 究其原因，正如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国史》一书中所说：“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山的人。


教育主张及实践


　　 蒋廷黻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主张“使教育人生化，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联”。他批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脱离民众、脱离社会生活的状况，力倡加以改革。

　　 担任南开文科主任期间，蒋廷黻曾谆谆告诫学生，社会经验，是文科学生不可或缺的；读书并不是求学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指出，人们经常把语言或文字做事实，听某人说过什么，某报某书写过什么，就深信不疑，这不是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

　　 为丰富学生的社会知识，他亲自带领南开经济史班的学生去调查八里台村的村史和裕源纱厂工人生活史。他向学生传授调查 研究的方法，要求他们事先准备好调查问卷，以备填写。要学生深人纱厂，了解工人的生活、家庭、工资、工作时间、所受教育、卫生状况、娱乐活动、年龄状况和死亡率等状况。用科学的方法组织排比，撰写成调查报告登诸报端，以有所贡献于社会。20年代后期，在蒋廷黻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社会调查成为南开的一项正式教学制度。

　　 蒋廷黻还是学生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热心赞助和支持者。他曾带领南开文学社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他的导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斯的《国家主义论文集》，他亲自为之作序并推荐到上海教育书店出版。他也是学生编辑出版的《南开大学周刊》的顾问之一。

　　 蒋廷黻在南开倡导通才教育。他任文科主任期间，曾例举世界许多著名社会科学家同时精通自然科学的例子，鼓励文科学生略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并稍习试验课程，以培养和训练自己清晰的思想和科学的态度。

　　 蒋廷黻对我国当时的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如他对国内大学照抄照搬西方教育模式，社会科学学科中，西方课程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很不满意，认为留学归国的博士、教授不能只读洋书、教洋书，还应研究和探索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开拓中国社会科学的新园地。他主张“教育以中国的实在需要为基础，不以外国的模型为基础”。认为“唯独在中国生活的实况的土地上，中国的教育家能够找得材料来创造一个适合中国需要的教育制度”。“中国的学生将来既要在中国服务，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比知道西洋的国会和交易所还要紧些”。他在清华致力于造就中国历史的专家，正是本着这一思想。

　　 蒋廷黻还批评了当时大学教育的其他弊端，如学生听讲多，应考多，自修少、与教员接触少等等，主张进行改革。他不赞同学生平日忙于作笔记，考试忙于背笔记的现象，认为这将妨碍学生自己 的观察和思索。他对大学教授讲课钟点过多，许多人因为经济困难而忙于兼课的现象也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他因此赞扬南开的作法，教师的薪水虽不算很高，但从不拖欠，严格按规定付酬（当时国内大多数高校都发不出薪水）。教师全力授课，出席率极高，这也是他最初选择任教南开的重要原因。他对清华的措施也很称道，教师有休假，上课钟点少，进修的时间多，还可以得到资助进一步深造。

　　 蒋廷黻重视体育，指出，中国旧文人，尤其是文人而成为名士者，大都手不能动，足不能行，背不能直，这种体格上的虚弱是我们 这个民族最根本的毛病之一。他本人则十分热爱体育活动，常常打网球、高尔夫球、游泳、滑冰、打猎和骑马。


学识个性与为人


　　 蒋廷黻学识渊博，不仅广泛涉猎社会科学书籍，而且拥有一定的自然科学修养。英文造诣很深，出口成章。早在留美时代，已显露出使人钦佩的辩才，谈论问题头头是道，精辟动人。他的文章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别人的文稿经他修改，便能去滓存精。在南开批改众多学生的调查报告，半天功夫，便能决定去取，明快程度，令人由衷地佩服。拥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使他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眼界开阔，独辟蹊径。

　　 蒋廷黻很有个性，对人对事，总有独特的见解。与人争辩，单刀直人，毫不留情。性格耿直，自信自负但并非有意骄傲，不喜欢敷衍应付，厌恶恭维迎合。对社会国家、负责敢言，不计得失。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期，闻听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兴奋异常，“心焉向往”。1921年，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积极参与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后援会，秉承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从事活动，出版刊物，担任英文刊物的主编。任教于南开后，常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抗议与rb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会上，告诫南开学生，“吾辈皆黄帝子孙，岂容外人将祖遗夺去而不顾”。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建议南开学生征收日货所有人的爱国捐，提议用这笔捐款建立工业研究机构。认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是好事，但还不彻底，还不是治本的办法。希望建立一个工业研究机构去研究现代科学和技术生产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国货质量，与日货竟争。

　　 蒋廷黻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湖南近代史上，曾经产生了魏源、郭嵩焘等一批经世致用的著名知识分子。深受故乡这种学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蒋廷黻治学伊始，就决心把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研究近代中国史及外交史的宗旨就是为了了解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研究每一时期中国的抵抗方案及其分析每一方案的成败得失，找出经验教训，有所贡献于社会。蒋廷黻十分关注社会问题从为现代知识分子是动的，不是静的；是人世的，不是出世的。回国之初，便与南开同仁游历了北平、西安、上海、南京、杭州、并对东北做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认真考察，以实地的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还重点研究了中国的东北问题，预见到东北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治学时代，曾以学者身份发表了多篇政论性的文章。

　　 蒋廷黻在晚年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输进西方的学问、治学工具和方法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知识、求知方法与工具来了解中国的国情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这样，知识阶级与实际的生活才不致脱节，知识阶级的求知对象将扩大、求知方法亦将更加灵活，知识阶级才能更加了解人生的复杂。这正是蒋廷黻一生的主导思想。他早年治学，中年以后从政，一生的经历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蒋廷黻人生观的核心是有所贡献于社会，成就一番事业。他认为，“‘中国士大夫阶级不以财产为人生最高目的而重视事业，这 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与最高目的”。

　　 蒋廷黻从政后，并没有忘却学术事业。仍乐于探讨学术，手不释卷，一遇好书，便热切地推荐给亲朋好友。对研究历史仍有高度的热忱，常读历史书籍。出任外交大使阶段，对外交档案特别重视，颇有雄心重理旧业。。从政期间，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对学术事业给予特别的扶植和保护。热心于国家学术，文化和教育建设，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晚年有志于撰著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传世之作，故晚年一再请求退休，以实现上述心愿，终因突发的绝症，未能了却夙愿。

爱原来是一壶醇香的美酒，一饮就醉了；思念，原来是汹涌澎湃的大海，轻易就将我淹没了；你，原来是朵娇艳的花，在我心中，早已悄然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