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大师蒙文通
蒙文通（1894~1968年），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上古史专家，同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也有专长，师承欧阳竟无，在佛学上也有精深的见地。
有别于徐中舒自学成材，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国学大师的精心指教下进行的。蒙文通五岁入私塾，1906年又随其伯父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五年后被选人当时国学最高学府四川存古学堂。
四川存古学堂是赵启霖仿张之洞在湖北创办国家机构而设，对人选学生要求极高，大多要求为举人，贡生及新式学堂中顶尖人才，而其旨在“保存国学，尊重蜀贤”。蒙文通进入学堂后，仍“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经史书”，时刻钻研于国学之中，且不拘于大师们平时所言，课余自行购置大量书籍，广涉经、史、子、集，对四库全书也开始涉及，早年广博的知识使蒙文通在后来治经、史、佛中都能显示出深厚的根基。
蒙文通治佛学，发源于中国20年代初期的今古文的大论战。1918年蒙文通从四川存古学堂毕业后，返回家乡盐亭以办私塾为生，继续在破庙里从事经史研究，长达三年之久。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掀起一场新兴的文化革命。以鲁迅、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干将与吴宓、章士钊等学衡派发生激烈论战。在这场莫衷一是的争论中蒙文通难以取舍，便辞去重庆府联中和重庆省立二女子师范学校的职务，“游学于吴越之间，访学于各大经史家门下，与章太炎论古今之流变，与欧阳竟无论佛典之影响”。在长期的游学过程中，蒙文通仍难以在二者之间取舍．却悟及佛学在中国思想中的深层的潜意识影响，蒙文通便停留在欧阳竟无所办的“支那内学院”内，潜心研究佛学，从1923年到1927年，长达四年之久。此期，蒙文通与汤用彤、能十力、吕澂等朝夕相处，互相争论，虽各论不一，相异甚大，甚至针锋相对者亦有之，但这对蒙文通佛学研究益发登堂入室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长期的“闲话”与“争辩”中，蒙文通得以旁及各学派立论的根基及其论证的过程，从而使自己的体系益发精密、严整，以致在佛学研究上当时少有人能及。欧阳竟无由此而寄希望于蒙文通，希望他继承衣钵专研佛学。“改好刻竣（《中庸传》），先寄此。此惟我弟能知，个中人谈其事，欲其速达也。……全恃观行，一丝九鼎；继续大难，德孤邻寡，亦可悲矣！”“孔学，聊发其端，大事无量，甚望我弟继志述事。”蒙文通离开“支那内学院”后，欧阳竟无己又常致函问讯，希望“共剪西窗烛、共作刻入谈”，“奈何经年不遗我一字！”
不负欧阳竟无重望，蒙文通在佛学研究上相继取得重大突破。欧阳竟无看完他所撰的《中国禅学考》、《唯识新觉罗》后，大喜过望，竟又重阅一遍，时而愤笔于原稿之间，时而挥墨于稿纸之上。之后，蒙文通所撰两篇皆被刊于院刊《内学》创刊号上，紧接于欧阳竟无的《佛法》、《心学》二文之后。
在经史文学上，蒙文通早在四川存古学堂便显示出深厚的根基。蒙文通于1914年所著的《孔氏古文说》，笔触深入旧史与六经的根基，由此辨其差别进而解开以后学者在二者上争论的症结。蒙文通独特的见地深得其师廖平的赞誉：‘文通文如桶底脱。佩服！佩服！后来必成大家。”之后，蒙文通又相继撰述《近二十年汉学之平议》、《经学抉源》、《天问本身》、《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考古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墨学之流变及其原理》等专论。
有别于阳翰笙写历史剧《天国春秋》借古以讽今，蒙文通治学专务学问本身。他常笔触探幽，从其本源寻找立论的根基进而撰述历代的变迁过程，逐条分源各派进行深人剖析，辨其前后承接及延续，从而使时分不经意的思想、词条都归人相应的渊源。由此廖平称其为“如桶底脱”。对于经史，蒙文通一向视之为历史的经纬，二者与文学互相交叠共同组成历史的洪流。他的著述论证也常以经治史，以史注经二者相互叠交，相互出人而辉映成趣。1968年蒙文通所著的《越史丛考》一书即详细引用一百三十余种古文献资料，有经有史，经史互证。文章从十二个角度探究越南的起源、发展、扩张、削弱的过程，论证谨严，资料详实，极具说服力。80年代初期，越南当局授意其国内学者著《越南古代史》，以期为侵略我国寻找舆论借口。1984年，中华书局即将蒙文通所著《越史丛考》资料整理出版，《越南古代史》一书产生的舆论效果由此而消失。
蒙文通所著、所讲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断代史为当时国内权威。汤用彤先生曾在1957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上发言提及蒙文通的专长：“现在很多人知道蒙文通是个史学家，并且是个上古史学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蒙文通在中国思想史方面也有特长，因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离不开经学和佛学。此外，他对唐宋思想史的发展也极有研究，特别注意了过去向未被人注意的那些思想家。”因此，当胡适不再延聘蒙文通时，钱穆曾言：“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代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后来蒙文通离职北大，隋唐史一门先由陈寅恪先生担任。还未教一个月，其夫人就威胁说：“若不辞职北大，即不再过问其三餐。”隋唐史只得由各学者分授，学生甚为不满，胡适为此也大伤脑汁，却也拉下下学者的脸面到天津去延聘蒙文通，授课一事也只好敷衍了事。
文如其人，蒙文通生性刚直而不轻易苟同于人。他先后执教于重庆府联中、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任教期间，蒙文通不仅学术迥异于人，而且脾性也有刚气。1931年四川军阀为节省教育经费以挪至他用，强行将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蒙文通愤而辞去职务以示抗议，后执教于河南开封；在河北女子师范校期间，日伪政府多次强“邀”其撰写类似《越史丛考》之类的政治学术文章，并以重金相诱。蒙文通虽一家七口，经济拮据，加之抗日战争爆发，家计日益困顿，仍对来者严辞相拒。后来举家迁往四川，执教于川大。而他对胡适的态度则近乎有几分“牛”气。在北大期间他竟一次也没有前往胡适家拜访，钱穆先生亦称“此亦稀有之事也”。这事弄得胡适十分难堪，胡适以至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与徐锡予及其他人交往依然如故。
从河北女子师范大学转至四川大学后，蒙文通应郭有守之邀，出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新中国成立伊始，蒙文通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和学部委员。此期蒙文通犹喜撰述从未被人注意的思想家，辨其本源，考其流变，进而论其在历史中的影响，同期而地域、传说的注重较前期大为提高。在巴蜀史的研究中，蒙文通的研究也贯穿了他由经人史、经史兼治的学风。
1968年，蒙文通撰完《越史丛考》的初稿后便与世长逝享年七十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