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宋代历史 [复制链接]

第一， 为什么宋朝没有恢复汉唐疆界，建立一个横跨南北的大帝国？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宋朝建立时的国际环境和汉唐立国时大不相同。现在国人比较一致看好的朝代是汉唐两朝。我完全赞同汉唐两朝是中国民族最令人激动和自豪的朝代。稍为仔细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朝代竟然十分相似：这两个朝代是建立均建立在另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上，汉承秦祚，唐承隋祚。秦灭六国，结束春秋战国长期分裂时代；隋平南北，结束五胡乱华，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终，问题都出在第二代皇帝的接班上。两朝的二世皇帝均是篡位，皇位的不合法最终导致整个皇权的崩溃。虽然经历的若干年的战争，但使汉唐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可是秦始皇和隋文帝征战几十年才挣得的家当。汉唐可谓得了天大的便宜啊！或许，正因为秦隋的连年征战，消耗了太多的国力，最终使自己走向了灭亡（当陈胜、吴广起兵的时候，秦朝的主力部队正部署在抵抗匈奴边境上，动用全国的财力修万里长城也是为了抵抗匈奴；隋朝的几次大规模用兵，不是对付突厥，就是侵略高丽）。宋立国时，可没有这么好的国际环境，当时正处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际。国家统一需要自己来办。再看看汉唐宋所处的国际环境：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问题在于：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靠天吃饭。这两个游牧民族是真正国际化的民族，活动范围涉及欧亚非。他们对汉唐侵犯往往是袭扰性的。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一般而言，他们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当大漠风调雨顺，牛羊肥美时，他们不会对中原地区构成任何威胁，当干旱等自然灾害使他们的生活无法过下去时，到中原地区抢夺食物便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除非中原地区主动送食物给他们），毕竟农业社会对自然的依赖要大大低于自然放牧。如果遇到抵抗，他们往往也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因此，汉唐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基本解决，部分归顺中原王朝，部分转移到近东、中欧。顺便说一句，匈奴头领阿提拉在欧洲可是著名人物哦。值得注意的是，始皇当朝时，曾修直道，使大将蒙恬大破匈奴，尽逐匈奴，收复河南之地，筑长城，三十万秦军威振漠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何等气势！隋文帝曾派大将高熲、杨素、长生晟，大破突厥，虏突利可汗，嫁义成公主于突利，终隋之世，突厥不乱。因此，在汉唐之前，它们之前的两个短命王朝，却比较好的替它们解决了边患问题。对于这一点，很少有专家注意！但恰恰是宋未能建立南北大帝国的关键问题之一。反观宋朝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早在后梁成立之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已经脱离唐朝。阿保机称帝时，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石敬瑭于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去，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称做父亲，其向契丹上奏章时，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其时中原仍处唐末军阀割据时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五代统治时期最长的不过17年，最短的只有7年。辽国正是利用中原混乱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然后坐收渔人之利。到后周时，辽国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并且是辽国往往是进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往是防守的一方。后周世宗虽然曾经北伐，但“幽燕十六州”仍然未能收复。当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首先他们已经是两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其次，他们已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再次，他们垄断当时最重要的战争资源：马匹贸易。无论是宋辽，还是以后宋金之间的战争，他们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抢夺食物的战斗，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掠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命！因此，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辽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土地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意味什么，在农业文明文明是不言自明的。这也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宋伐辽的战争为什么总是先胜后败，而且是惨败；辽及以后的金总是不断向南侵扰。一句话：对土地资源的争夺。 
第二， 为什么北方民族要不断地向南方迁移？他们又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文明方式？自汉以后，北方自然环境每况愈下，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昔日繁华的楼兰、高昌、敦煌渐渐地被沙漠掩埋。自中唐以后，特别是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地球进入气候干冷时期。中国北方的干漠化日趋严重，这一切加重了所有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迁徙和改变生活方式是他们面临危机的几乎唯一的选择。从这些角度看，北方民族向南迁徙，多少是气候变异的结果。因气候和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加剧了中国北部及中东地区的土地荒漠化。这使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广大游牧民族生存空间在为压缩，他们可选择的放牧空间也在不断退化。这一现象到了宋代尤为严重。它切断了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迁徙是一种选择，改变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北方诸多民族从游牧生活转化农业文明，可能也是不得以而为之。这两种选择对于刚成立的大宋帝国可不是什么好事。自隋唐以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已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它正替代传统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因为自然气候和地势原因，使得南方的水资源要比北方丰富许多，同时温度和其它自然条件也使南方的复种指数要高于北方。同样，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又使南部成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江河下游形成的广袤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是农业最佳的地区。这些自然条件都决定了南方适合农业生产和建立以农业文明为基本的民族国家。正是南方的这种特性，除了洪水泛滥对人类构成较大的威胁外，南方的生存环境要比北方优越得多。具体到宋辽对峙和宋金对峙时期，南方的繁荣和富庶确实令北方的民族羡慕不已和垂涎欲滴。因此，宋统一北方的动力，是儒家传统的使命和皇朝的荣誉使然，北方民族国家向南扩张的动力是生存环境压力和追求财富的结果。这种动力谁强谁弱，一望自知。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民族，其求生本能，战斗意志，群体意识，献身精神都远远超越那些生活在优裕环境的民族国家，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实际上，从汉未开始，中国北方民族就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南迁，越是中原地区动乱的年代（中原地区因自身的动乱无力阻止），北方民族迁徙的规模就越大，它对中原地区的压力也就越大。南北朝时期，北朝实际是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统治。到了五代十国时，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朝代，实际上就有三个朝代由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这种迁徙一直到今天仍然还在进行。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有教养的富人不幸和莽汉为邻，在争斗只有老拳相向的时代，实际上可选择的方式并不多。宋朝所处环境就是这样。在冷兵器时代，知识与文化有时不如莽力更有效。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人的直接原因。宋无法统一辽国，但宋辽之间除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过战争外，大体相安无事。可是辽国最终却亡于比它更落后与野蛮的女真人。同样，金国又亡于比其更野蛮的蒙古人。今天，当我们知道世界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文明，我们也不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更冷静、更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两宋时代。站在世界史的角度，两宋的灭亡，只是蛮族战胜先进文明的又一例证。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在冷兵器时代，先进文明往往占据了生存环境较好的地域，而蛮族则没有这样幸运，他们的生存空间恶化是他们迁徙的主要原因。大概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不象农业文明人口分散，不易集中，游牧民族在军事组织上容易占优势。在宋代，辽、金、西夏对马匹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垄断了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争资源。使宋国在装备上先天不足（这一点，可从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出，当时，首都开封的主要交通工具竟然是牛车）。蒙古民族横扫天下，不仅是大宋王朝，连大阿拉伯帝国也被其摧毁。欧洲也蒙古铁蹄下呻吟。在这种情况看，发生在宋朝的悲剧只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悲剧，是在游牧民横行欧亚的十三世纪的最无奈结果。中华文明近世的衰落就是从蒙古统治开始的。 

第三， 为什么我不推崇明代？单纯从统治的疆域上，明代是远远超过宋代，但作为一个历史，并不单纯以疆域作为判断的标准，甚至不能算是主要标准。为什么？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西方的古希腊时代，都被认为是东西方历史的最重要时代。因为东西方的主要政治、文化、哲学等源头都来自于这一时期。在研究西方史时，第二个重要时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对于中国而言，宋朝就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盛。中国文化到了宋代，达到了巅峰。然而，宋代文化随着宋的灭亡而灭亡。 

    明代的历史是昏君加太监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皇帝竟几年不上朝，朝臣竟一年都不见皇帝？只有明朝是这样。那么有人会问：既然明朝的皇帝是这样昏庸，那么，为什么明朝还能统治二百多年，而且治理的疆域比宋代大得多？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明代之所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因为它承继了元朝的一大笔遗产。蒙古人在横扫天下过程中，完全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这种高压、野蛮的政策同样也激起各民族、各国家的强烈反抗。反抗的强烈反过来又激起蒙古人更残酷的镇压。由于中国历史在元代以后基本上都采取美化蒙元的政策，一般史书上不大记载蒙古人的暴行，但西方历史对蒙古人的暴行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记录。实际上，成吉思汗在征花剌子模时，由于遭遇顽强的抵抗，城破之日，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女子为奴，男子一律处决，整个国家、民族从此灭绝。蒙古人在灭金、灭西夏，都实施了残酷的屠杀政策，使这一地区的人口空前减少（顺便说一句，阿拉伯帝国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皇帝就是被蒙古人包上毛毯，让马队踩成肉饼）。蒙古人的屠杀政策，极大地削弱了欧亚大陆大多数民族的实力，造成了不少民族的灭绝。本来，自唐宋以来，在中国北方生活相当多的规模不等的少数民族，他们有的建立了国家，有的还处于游牧状态，经过蒙古人的征战之后，这些民族不见了。当明朝将蒙古人逐出漠北之后，蒙古人统治的许多疆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明朝的领土。可以说，明朝的边境问题，主要由蒙古人解决了。在明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边境问题基本仍是和蒙古人争夺的问题。土木堡事变正是这种关系的一个重要例证（也是一个昏君加太监的典型案例）。众所周知，蒙古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它征服了世界实在是历史的一个异数！正因为蒙古人在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界统治了欧亚大陆大片地区，造成了蒙古人的势力过于分散，同时，为了争夺汗位，他们自己内部也在进行不断的相互倾扎。这种状况极大地削弱了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各地的统治地位。力量过于分散，后期蒙古统治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使蒙古人渐渐地失去了支配世界和庞大帝国的能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几十万人口（个人估计）的民族，要统治包括现在的中国、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印度、中亚部分地区，即使用今天现代化的手段，都很困难，何况当时交通、通信都很落后的条件下，沟通都有问题，更不用说有效的管治。我们不要过分地美化朱元璋推翻元朝的业绩，实际上，在那个时期，全世界各地都在兴起推翻蒙古人统治的运动。印度、俄罗斯、阿拉伯、中亚的大多数民族也都在那个时期的前后恢复了民族政权。蒙古统治在欧亚大陆的终结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小蛇吞大象，不胀死才怪。这也是明朝比较容易地在驱逐蒙古人的同时，较好地解决国家的边防问题的根本原因。 

    蒙古人统治中国，没有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情有可原。毕竟是野蛮民族，消化吸收先进的中华文明已经让他们很吃力，让他们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实在太为难他们了。明朝作为中华一脉，没有将中华文明推陈出新，其责任就大了。终明一世，士大夫活得没有尊严，没有骨气。肇因于明初两位皇帝的残暴，又是明朝亡国的根本原因。明太祖不施仁明朝。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不宣布实行仁政的皇帝（汉宣帝为第一人），他还试图把孟子从孔子之旁拉下来，最后在很多儒生的死命反对下，达成了删改孟子的协议，结果被删了八十多 条。最终酿成了中国空前但不是绝后的专制王朝。朱元璋这个农民皇帝，依其狭隘的小农之心，成立了特务机构，又特别忌讳文人的用词，是文字狱的开拓者。诛杀文臣领袖宋廉，腰斩江南才子之首、元史编修官高启（截为八段）；成祖诛杀江南文人领袖方孝孺并灭其十族，连其主要谋士姚广孝都叹从此绝了读书人的种子（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由于朱元璋、朱棣就没有开个好头，从此在这个王朝，大臣可以被皇帝在大庭广众下剥下裤子，打板子。命曰廷杖。而大臣的脸面就是打死也不吭气喊疼。结果把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的“士”大夫的骨气给打没了。自英宗始，刀锯之余的太监成为明朝的实际统治者。大臣由抗争逐渐合流，继而拜到于门下。即使几个有作为的大臣，如张居正，也是在和太监的合作下，进行治国的。到了明末，大学士成了九千岁的干儿子。斯文至此，夫复何言。文人的堕落，就是亡国。东林党人，原是明王朝的坚定拥护者，也是奸党的主要反对者，却成批地投降了。 大才子侯方域与名妓李香君；文人领袖钱谦益与名妓柳如是的故事，真是让所有人感叹不已。文人无骨，就是国家没有脊梁。政治高压的结果，就是文化的沉沦。文人或沉没在官方的八股之中，不能自拔；或故作清高、风流。所谓风流才子，多出在明朝。当欧洲在经历蒙古侵略之后开始文艺复兴时，明朝却没有将中国的文化推向新高。　　 

    当蒙古衰落之际，边患不是社稷安危的主要问题，这在中国主要朝代是少有的事（唐尚有突厥之患）。如果这个时候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是完全可能将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也就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的文化开始超越中国。文化的落后将是一切落后的渊源。而明朝正是这个落后的始作蛹者。 

    第四，为什么不能一味地美化满清？现在国内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满清热。连主流媒体也在凑热闹。史家甚至将康乾盛世和文景、贞观之治并称中国历史三大盛世。有些学者甚至将康乾盛世列为第一！我不知道这是按照什么标准。据本人的理解，所谓盛世，是文治武功皆优于其它时期而出类拔萃。以此而论，康乾盛世不能列为第一，能否排在第三，尚有疑问。为什么？中华文明自秦汉以降，一直至宋均为世界先进。即使到了明朝，与欧洲相比，也是互有长短。只是到了康熙朝以后，才整体上落后于欧洲。十七世纪，是工业革命的前夕。欧洲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死在明朝的红衣大将军之下（明军购自葡萄牙的火炮），清军及清朝皇帝应该知道这洋枪洋炮的利害。西洋人的历法当时也比中国的传统历法要准确，利玛窦（明朝请来的）及后来的汤若望都长期在宫廷供奉。据有关挺康派声称，康熙对数学、天文、英语等无所不精。如果对西方文化，尤其对西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的秀才举子，他们因对西方的无知而对西方妄自菲薄，或可理解。照理，以康熙这样天才之人，又对西方的文明知之颇深，应该发现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即使互有长短，也要取长补短。如果在康熙时代开始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学习，东西方的文化差距可能就没有了，或者，至少没有现在这第大的差距。可惜，康熙晚年驱逐传教士，他的儿子雍正式闭关锁国，采取严格的行政措施将中国与世界隔离起来。当俄国的彼得大帝采取野蛮手段将落后封闭的俄国拉进工业时代的时候，大清帝国的皇帝却关上自己的大门。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从此没落，直到今日，我们还不能看到何时有中华文明复兴的一天。如果明朝对西方心存藐视，还可以认为当时西方文明的优势还没有尽显出来，情有可原。清朝自己关上大门，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则是难辞其咎。中华文明的优势断送在康乾盛世之中，这种历史责任使这种盛世的质量打了很大的折扣。有些人会讲，你怎么老是讲文化，怎么不谈康乾盛世中国的版图发展了多少。怎比宋朝要大得多。文化的没落，是一切没落的开始，也是一切没落的根源。如果要讲版图，那盛世第一应该非元世祖莫属。摊子再大，守不住，有什么用。晚清时代，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到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仍然是脑后有一根猪尾巴。 

    自康熙时代始，屡兴文字狱，严重打打击汉族文人的创造性与文化个性，使明末清初一度活跃的文化反思全部冷却。实际上，清朝最有价值的人文思想，恰恰是由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黄宗羲等明朝遗老在遭遇国破家亡之际，探讨故国覆亡原因的醒世之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使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然而，这些孤臣遗老之后，清朝再没有什么大学问家、大思想家。文人的思想，行动均受到极大地制约，整个文化迅速地、全面地庸俗化。明朝使文人无骨，清朝使文人既无胆又无骨。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没有了，中华人文那种特有的兼容性与创造性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盲从和奴性。这种奴性，直到仍然束缚了大多数中国文人的思想与性格。 
第五，我为什么要重新认识宋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管理的朝代；宋朝是我国文化巅峰的时代；宋朝的外交现状与外交政策对今天的政0府及民众有着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