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没有正面驳斥这些无耻胡说,不过他将性活动比作了“人参附子”,指出:“人参附子虽是大补之物,只宜长服,不宜多服,只可当药,不可当饭。若还不论斤两、不拘时度饱吃下去,一般也会伤人。女色的利害与此一般。…世上之人若晓得把女色当药,不可太疏亦不可太密,不可不好亦不可酷好。”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李渔对性生理的认识是十分正确的,在传统的“恐性症”与“拜性教”的乌烟瘴气中能有这种符合中庸之道的清醒认识,实在是了不起。 同样的求实态度还使他看到了性欲的普遍存在。在书中他借神偷赛昆仑作了虚拟的“民意调查”,回答未央生“妇人是喜干的多,是不喜干的多?”的疑问时断言:“自然是喜干的多。大约一百个妇人只有一两个不喜干,其余都是喜干的”,给出了科学的统计百分比。而且他还进一步分类:“这喜干的有两种:有心上喜干,口里就说要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