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我们也通过不少次信,但是远隔万里,始终没见过面。想不到一回城就在饭馆里遇到了,这可真是太巧了。
胖子的老爸比我爹的官大多了,可惜文革的时候没架住挨整,死在了牛棚里。几年前胖子返城后找了个工作,干了一年多就因为跟领导打架,自己当起了倒爷个体户,从我们这边往北方倒腾流行歌曲的录音带。
多少年没见了,我们俩喝得脸红脖子粗,我就把编瞎话的这事给忘了,回到家之后,酒后吐真言,把事情的经过跟我爹说了,想不到他没生气,反而很高兴。我心想这老头,越老觉悟越低,看自己儿子不用上前线了还高兴。
复转办给我安排的工作是去一家食品厂当保卫科副科长,我在部队待的时间太长了,不想再过上班下班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就没去,跟胖子一起合伙去了北方做生意。
时间过得很快,眼瞅着就进入了八十年代,我们也都三张儿多了,生意却越做越惨淡,别说存钱娶媳妇了,吃饭都快成问题了,经常得找家里要钱解决燃眉之急。
这天天气不错,万里无云,我们俩一人戴了一副太阳镜,穿着大喇叭裤,在北京街头推了个三轮车,车上架个板子,摆满了磁带,拿个破录音机拉着俩破喇叭哇啦哇啦地放着当时的台湾流行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