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命运 古代社会五个最大胆的女性
年轻时读红楼，看西厢，听梁祝，感觉中国女性委实可怜。她们爱情不能自主，婚姻全凭父母。无可奈何之际，只能仰视苍天，焚香祈祷：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岁数见长，且又读了些古书，才知道凡事都有例外。譬如同样追求爱情，同样面对婚姻，性格刚毅头脑聪明的女性，结局便有云泥之别。
明代曹荩之的《舌华录》说：三国时期，魏国人许允的妻子，是阮卫尉的女儿，模样奇丑。结婚那天，许允揭开盖头一看，转身就走。新娘料定丈夫这一出去，必将抛弃自己，当即扯住新郎的衣袖不让他走。许允怨气冲冲地说：“妇人有四种美德，你有几种？”新娘说：“我所缺少的仅仅是容貌罢了。但大丈夫有百种品行，你有多少？”许允说：“我全都具备。”新娘说：“百行以德为首，你好色不好德，怎么能说都具备呢？”许允闻听，面带惭愧之色，从此不敢小觑妻子，与其相敬如宾。
你看这位许夫人与新婚丈夫初次谋面，三言两语便让丈夫回心转意。如此辩才，与诸葛亮舌战群儒，真是好有一比。郭沫若的结发妻子张重华，生于一千七百年后，也遭遇到新郎同样的冷落，因为没有阮女的智慧和勇气，虽然相貌并不“奇丑”，却落得终身“守寡”。说明封建礼教的黑暗，与个人悲剧，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
两相比较，可谓“阮女折夫留美谈，千古谁堪伯仲间”。
如果说阮女与许允的婚姻，显然是父母包办，两人并无婚前的接触，那么以下来自史书记载的两桩婚姻，就简直如同现代版的自由恋爱。
南北朝时期，东魏大丞相高欢的结发妻子婁氏，据《婁妃本传》记载，此女子年轻时，看见尚未发迹的高欢在城楼上执勤，一见倾心，惊呼：“此真吾夫也！”也不征询父母意见，即唤贴身婢女代其转达爱慕之意，“又数致私财，使以聘己”。婁氏夫妇是富裕阶级，自然瞧不上高欢这样的穷小子，一度试图阻挠。但婁女嫁意甚坚，爹妈只好屈服。
距此数百年后，另一个自主嫁人的女子是五代时候的柴氏。其父为一教书先生，并不十分富裕。柴氏早年选入宫中，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掖庭中的一名嫔妃。唐庄宗兵败身亡后，柴氏被明宗遣放出宫。柴先生夫妇前往洛阳接女儿回家，于归途中突遇大雨。这雨一连下了数天，一家三口遂被滞留在旅店中无法上路。只因这番阻隔，令柴氏在史书上留下惊人的一笔。这天，好不容易盼来天色放晴，柴氏夫妇正准备收拾行李上路，女儿却拿出所有从宫中偷偷带出的金银首饰，“计值千万”，将其中一半分给父母，让他们自己回家，并坦然相告说：“我前些日子看见一个男子，相貌异常，已决定嫁他为妻。”柴氏夫妇自然很不放心，一调查，原来是一位姓郭的小子，穷得连衣服都遮不住身体。但无论怎样劝说，也不能使柴女回心转意，只有任随女儿自作主张。更惊人的举动是，柴老夫妇一走，这位柴女便自己去找姓郭的小子面谈，直截了当地说：“君贵不可言，我有五百万嫁妆，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机不可失。”
柴女眼力没错，二十六年后，姓郭的小子果然贵为天子，他就是后周太祖皇帝郭威。
民间的普通女子又如何呢？清朝采蘅子的《虫鸣漫录》，记一奇女子自择夫婿。某处饭馆中，有天来一女子，年约十六七岁。饭毕，应付账十八文。女说：“我系下游遭水灾而外出逃荒者，因行走匆忙，未带一钱银两，家中人随后便到，来时即可付账。”店主遂让其坐于门外等候。时近黄昏，并不见有人来店。当时观者如堵，议论纷纷，女子终无一言。后遇一丝店少年，询问店主原委，知是下游灾民，不免心生怜悯，于是代其偿付饭费。因彼此俱是少男少女，恐碍授受不亲，遂转求一老翁将钱交与女子。女子付账脱身后，尾随少年来到丝店。店主问其原因，女子回答说：“逃荒在外已有两天，再走亦无归所，且无故受恩，无以回报，想来想去，不如嫁与少年为妻。”店主征求少年意见，少年以家贫婉辞。女子撩开衣袖，臂露三只金钏，说：“此乃嫁资，不足忧也。”店主察言观色，知女子不是歹人，遂邀约街邻为之撮合，择日完婚。
此女观人于微，不动声色，堪称沉静智慧，胆识过人。证之今日之大学女生不辨骗局，陷人罗网，可谓高明多矣！看来素质教育与学历高低，并无必然联系。
对于封建社会中之女性，我们有时可能不免概念化，以为必须遵守“三从四德”。其实下层女子，对于宋明理学的倡导，要看她愿不愿意信奉。倘若她不信那套迂腐的说教，谁也拿她无可奈何。《金瓶梅》第16回写李瓶儿丈夫花子虚死后，急迫欲嫁与西门庆为妾。西门担心李瓶儿大伯子说瓶儿孝服不满。瓶儿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说各衣另饭，当官写立分单，已倒断开了。只我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己。常言‘嫂叔不通问’，大伯管不的我暗里事。”
姑且撇开李瓶儿个人品行不说，单看这“我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己”，则妇女改嫁完全自己做主，别人不能横加干涉。虽说小说是文学作品，但小说反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应当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
也许李瓶儿是一个特殊个案，“三从”中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李瓶儿都不存在。她是父死夫亡子无。但我们看清人笔记中有关“悍妇”的记载，知道出嫁女子在夫家的地位，有时简直近乎霸道。
俞樾《耳邮》言顺德人陈元绍，“家小康，父母俱存。妻某氏，亦故家女而骄蹇也。甚不修妇职，陈责之，辄为唇。父母戒陈曰：‘和气致祥，慎勿尔也。’陈恐伤亲心，亦曲忍之。会陈父病，汤药皆母子经理，妇若无其事者。陈因心衔（怨恨）之。及父病愈，陈薄责妇，妇怒曰：‘谁无父母，小恙（病）非大事，何便作践人家儿女哉！’陈闻言，忿不可遏，挥以老拳，妇亦攘臂与争。母出排解，陈偶一举手，误挤母仆地，急扶母起，伏地请罪。母麾之出，陈惊惧不自安，竟亡去。”
以今人标准来看，陈元绍应该是个孝子。可惜皇天不佑，偏让他遇着个恶婆娘。平素稍有责备，便成口角纠纷，婆婆不能约束儿媳，只敢训斥儿子，致使陈元绍两头受气。终于是忍无可忍，想要一展男人雄风。不意女人武功了得，散打时并不吃亏，让陈元绍领教了什么是“巾帼不让须眉”。他最终逃离家庭，并不解决问题。但当时社会，也让我们不好理解。姑且不言“出嫁从夫”的礼教观念，就拿我们读过的《孔雀东南飞》来衡量，焦母与刘兰芝之间的婆媳关系，焦母是何等蛮横，刘兰芝又是何等的屈辱退让。以刘兰芝的罕有贤惠，居然不能求得婆婆的谅解；而陈妻横行家庭，无人能敌，竟迫使丈夫出逃异乡，则婆媳地位的颠倒，让我们在封建社会的晚期，便已提前看到了今天某些女子的逞横霸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