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无罪]11月15日【在水一方】01之我来开楼 [复制链接]

轰炸计划酝酿已久
　　中国飞机用传单“轰炸”日本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36年年底，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就向空军要求，“准备全部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但不久抗战爆发，中国空军在与日本的血战中伤亡惨重，其中能够飞抵日本本土的萨伏亚S—72和马丁—139WC等两种远程轰炸机损失殆尽。

无奈之下，国民党政府将目光瞄向了海外。1937年9月，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洽谈军事援华问题时，收到蒋介石密令：务必购买可以用于轰炸日本的重型远程轰炸机。10月，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协议中的6架TB—3重型轰炸机按计划飞抵兰州。11月30日，其中的5架飞机由兰州经汉口飞南昌进行对日轰炸前的临战训练。不幸的是，日方早就得到南昌有中国重型轰炸机的情报。12月13日，日机空袭南昌机场，当场炸毁2架，炸伤3架，剩下的战机被迫飞返兰州躲避空袭。后来，由于数量有限且备件缺乏，TB—3在中国战场只作为运输机使用，再也没有担当任何战略轰炸任务。

空军上尉勇担重任
　　就在人们为轰炸机一事发愁时，美、英、法、荷等国的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参战，同时带来了马丁—139WC轰炸机4架、伏尔梯V—11轻轰炸机7架和刚刚从欧美淘汰的诺斯洛普G2E轻轰炸机数架。国民党空军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但外籍飞行员却称执行这项任务风险太大，提出了让国民党政府无法接受的天价酬金。针对此情况，国民党政府航委会决定由中方飞行员来执行这一任务。这时，编在委员长侍从室的专机飞行员徐焕升上尉自告奋勇地提出由他负责重新组建远征轰炸队的具体事宜。

徐焕升受领任务后，立即通知在汉口待命的预先选拔好的14中队人员立即飞抵成都报到。1938年3月，中国空军重新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选定日本佐世保军港和八幡市为轰炸目标。为了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航委会又从飞行第8大队第19中队调来以佟彦博副队长为首的数名优秀飞行员，与先前到达成都的飞行员会合，成立特别轰炸中队。

特别轰炸中队在徐焕升的率领下，对当时中国空军的各种轰炸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最后选定马丁—139WC轰炸机。而后，特别轰炸中队在成都凤凰山基地开始了临战训练，并对马丁机的性能进行摸索和适应。在训练过程中，徐焕升发现：马丁—139WC虽然性能良好，威力巨大，但返航途中极可能遭到日本人的追击，不一定能在沿海机场加油。而且，仅靠眼下这几架飞机投掷炸弹难以取得震慑效果。于是，特别轰炸中队请示航委会，修改原定计划，以两架轰炸机携带传单空袭日本，宣扬我国抗战意志，警告日本当局，并且为了缩短航程，将目标改为九州岛的长崎、福冈和北九州。国民党政府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飞越日本上空并成功返航
　　1938年5月19日15时23分，3架战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两个小时后降落在宁波栎社机场，补充燃油。23时48分，其中两架战机出发去日本执行任务。

携带有100万份传单的机队自宁波出海后先转向南，然后向日本九州岛飞行。5月20日凌晨2时25分，飞机到达日本九州岛上空，飞行员查证航图，推定底下的城市就是长崎，于是飞机开始降低高度。机组的通信员陈光斗和吴积冲立刻将各自尾舱内装满传单的麻袋搬出，当飞机高度降至3500米时，一份份传单像白色的炸弹一样从舱板下的方形射击孔投出，纷纷扬扬地飘向日本的领土。

　尔后，双机编队以长崎为起点，向北做大圆弧飞行，于3时45分到达福冈上空，在撒下传单的同时投下了照明弹。4时32分，编队飞越北九州上空，将剩余传单全部投放。之后，飞机掉头向西南沿原路返回。5时23分，双机飞到公海。

8时40分，1404号机经宁波在江西玉山机场降落。9时24分，1403号机经临海在南昌着陆。9时30分，所有机队人员接到通知前往汉口汇合。11时30分，两架马丁—139WC轰炸机在空中编队后，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机场上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也到机场迎接。5月22日，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吴玉章、罗炳辉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亲自到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对凯旋的飞行员进行慰问，并赠送锦旗一面，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周恩来还发表了讲话，赞扬他们的成绩和英勇行为，并与徐焕升和佟彦博合影留念。

惊人壮举轰动海内外
　　中国空军“轰炸”日本本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对此进行报道。著名的《抗战》三日刊在5月23日第74期上刊出了邹韬奋的《空军远征日本与新的抗战力量》文章，该刊著名评论家余仲华在同期的“战局动向”栏目中也指出：传单给日本一个警告，百万张传单可以变成百万吨炸弹！《大公报》也于5月21日在头版刊出《空军夜袭日本》的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