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说起来，真是令人发指。据《南方都市报》11月8日报道，10月23日，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化名）酒后无故打砸外来人员杨武（化名）的家，杨武的妻子王娟（化名）阻止时反遭杨喜利毒打和强奸。杨武由于害怕而躲在杂物间，并亲耳听到妻子被对方施暴长达一小时，直至他鼓起勇气报警。事后，杨喜利的家属威胁杨武，要求销案。而杨喜利所属的社区治安办则称，事发前就已作出解聘杨喜利的决定，其作案属个人行为，与单位无关。
不难发现，事件中有两个形象反差强烈：一个是忍辱的丈夫，一个是狂妄的暴徒。说起来，那其实便是驯服者与被驯服者的关系，有着神秘的因果关联。
对于前者，那一个小时的施暴过程堪称人生中最痛苦的心灵折磨——妻子痛苦的呼救、施暴者快乐的呻吟，远不是“噩梦”可以概括的。而且这种折磨还只是刚刚开始，这个自称的“世界上最窝囊最没用的丈夫”，除了无休止地自责，还要面对来自舆论的滔滔口水。从网民的发言来看，谴责“最窝囊丈夫”的声音，并不比谴责施暴者的声音弱多少。
这样的指责其实并不公平。人的恐惧，既有与生俱来的，也有后天形成的。对于杨武来说，我认为他的懦弱更多来自社会的影响，甚至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他有着比其他人更为现实的影响。媒体上屡屡出现的野蛮城管、暴力联防队员，一次次地刺激着平民百姓的脆弱神经。由这些暴力执法者所制造的惨案，事实上在精神层面，就已将许多人的反抗意志摧垮，这意味着，我们当中其实有许许多多杨武。而杨武本人，所面对的威胁更直接——那位穿制服、拿警棍的联防队员经常上门欺负他们，“被他打怕了”，“如果反抗他会往死里打”。此人“性格暴躁，经常打人砸车，没有人敢管他”。在强暴王娟那天，杨喜利还带着两个“手下”把门，同时警告杨武说，“你们报警都没用，我是联防队员，跟警察都是哥们！”
能不能冲出去搏斗？如果自己死了，一家老小的生活怎么办？如果将对方打死，自己能否得到公正的判决？能不能报警，警察是否值得信赖，是否真的与联防队员称兄道弟，同属一家？相信，这些问题都在杨武的脑海中反复出现。
人有恐惧的权利，也该有免于恐惧的权利，一个平安与和谐的社会，必然要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安全感。“最窝囊丈夫”实质上也指出了权力滥用的软肋。一个联防队员，仅有协助维护治安的职责，但鉴于监管部门的“窝囊”，甚至是放纵，导致了他们的为所欲为。譬如在此事件中，杨喜利多次被人举报，但“领导也拿他没办法”。这个说法真是匪夷所思，一个如此劣迹昭彰的人，居然领导也没办法，其所辖联防队员的素质由此可见一斑。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个连领导也没辙的人，居然是个“临时工”，被解聘之后，居然还可以穿制服、持警棍。
毋庸置疑，相关治安主管部门对此事负有监管责任。事实上联防队的存在，本身已不合法。公安部早在2004年就已发布规定，逐步清理治安联防队员；2008年又发文禁止任何公安机关以任何名义保留治安队员。现在，许多地方仍然保留着这样一支队伍，相信，原因不该是为了吓唬群众，让人驯服。鉴于这样的治安队伍屡屡创造出令人不安的事情来，清理整顿是必然的，但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