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长篇连载，每日更新） [复制链接]

　当然，清末法制改革最重要的，还是其推出的一系列修订的新法律。经过精心准备后，修律大臣沈家本和伍廷芳陆续推出了一些重大的法律，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1906年）、《新刑律草案》（1907年）、《大清现行刑律》（1910年）、《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1911年）、《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1911年）及其《商人通例》、《公司律》和《破产律》等一系列的民法、商法法案。在清朝覆灭之前，这些按照西方法律分类编制的法典基本都已经修订完毕或者已经在起草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沈家本、伍廷芳修订的这些法律（包括已编好而尚未颁布的法律），并没有被革命所埋葬；相反，革命后的政府依旧长期沿用清末修订的那些法律，特别清末修订的三个总结性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和《民律草案》（尚未颁布），辛亥革命后，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或者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都只是对这些法律略加删改后继续沿用。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框架和基本原则也都是来自于一百年前清末法制改革的成果。

对于鸦片，大家是很熟悉的。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下，鸦片贸易得以合法化，这不但卷走了中国巨额的财富（鸦片贸易是十九世纪最大的单宗贸易），而且让中国人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1906年，清廷在发布禁烟上谕的同时，派出使臣与英国交涉禁止输入鸦片事宜。1909年，上海召开了万国禁烟会，中国的禁烟运动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答应逐步消减鸦片输入中国，直到1917年彻底禁绝。

由于清末革命党经常宣扬“排满主义”，当时的满汉冲突也变得日益加剧。为了维护统治，清廷决定取消满人的特权，调和满汉矛盾。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满人入关后八旗在各地驻防，世代为兵，并享受国家供养和免税等特权，但两百多年下来，一般的旗人（大多数人连满语都不会说，和汉人已无区别）早已穷困不堪，甚至连普通汉人都不如。因为当时清政府给满人的供给极为微薄，却不能从事他业，能养家糊口已属不易，真正享受特权和富贵的其实主要是极少数的满族亲贵。

　　正因为如此，清廷也觉得遵循祖制毫无必要，便于1902年放开满汉通婚的禁令，并于随后对汉人开放原先只能由满人担任的职位如将军和都统等。1906年官制改革中，清廷又废除了满汉尚书的双人平行制，改由不分满汉的一人制。一年后，清廷又下令废除旗人不事生产的特权，授予旗丁土地，责令耕种，让普通旗人们自谋生计。而在法制改革中，除了宗室亲贵，一般满人在礼仪和刑罚上都和汉人同等对待。可惜的是，靠牺牲普通旗人的利益来消除革命威胁，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四、财政问题难解决，兴办实业是根本
　　
　　张之洞和刘坤一在《江楚变法三折》的最后一片中，专门提到办理新政需要筹集巨款一事，果然是有先见之明。事实上，无论办什么事情，不管你报什么样的美好愿望和善良动机，没有钱终究是什么都办不成。你说你搞新政，练军队，办实业，兴学堂，还有警政、地方自治什么的，好不好？好得很！但钱呢？

　　办什么事情都要钱哪！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按编练36镇的计划估算，这一块每年的预算就达到5400万两，而当时朝廷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一亿两多一点。结果除了袁世凯的北洋六镇按编制完成编练任务外，其它省份大多减少计划，或者根据就是有名无实。袁世凯完成任务，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北洋新军负有拱卫京师之责，靠着朝廷强制摊派才得以保证经费的。为此，当时还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在清王朝控制力日益缩减、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它的财政收入居然还能以每年数千万两的速度增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筹款，清廷只能向下摊派，而那些地方督抚们也叫苦不迭，上面催得紧了，只能层层转移，向最广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原本为镇压太平军设立的厘卡制度，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撤销，反而越征越多，厘金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

　　
　　据清史稿的记载，当时清廷和地方政府在传统的税收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这都以前所没有的，恐怕也是清末新政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如袁世凯督抚直隶期间规定“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这便是一例。
　　
　　由于税收加重，老百姓也是苦不堪言。当时因为推行新政、增加摊派而引发的民变事件也为数不少，如各地毁厘卡、抢米风潮、冲击新设立的警局甚至捣毁新学堂，给新政的铺开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如1901年无锡发生的毁学事件，当时因为新建学堂需要经费，地方官决定米行所纳庙捐转归学堂，由此触犯了部分米商的利益，结果在他们的煽动下和指使下，数座学堂被毁。这事后来还惊动了江苏巡抚端方，在他的干预下，学堂才得以重建（详见赵利栋：《新政、教育与地方社会的变迁：以1904年无锡毁学案为中心》）。由于经费不足，很多地方的学堂办不下去，一些偏远山村的文盲率反有上升之势（废科举对私塾的打击也是一部分原因）。

袁伟时先生在其著作《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中指出，“良好的制度是人才迅速成长和资金积聚的强大推动器；反之，则资金消散、人才流失”。他认为，尽管当时还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如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还有政府官员的腐败等，但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主要原因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就这点而言，这些商律的颁布无疑是对私人经济的一个确认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