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知道为什么逮你吗？
胡文海：知道，杀了点人。
警察：杀了一点？你杀了十四个！
胡文海：不止十四个吧？
警察：那你说多少？
胡文海：我记着是十七个。
警察：死了十四个！
胡文海；我不记的还有活的，我都拨拉过，看谁象没死的，就再给两枪。－－那就是没杀净。警察：你知道后果吗？
胡文海：（对警察满脸媚笑）知道、知道，我的给人家抵命。
警察：后悔不后悔？
胡文海：咋不后悔，有个娃娃不该杀人家，你们一说，才知道人家是串门的。再就是该杀的没杀净。
警察：你还想杀谁？
胡文海：就那几家的男人。
警察：你为啥杀人家？
胡文海：他们当村支书和村主任时，三年挥霍贪污了至少五百万。三个煤矿让他们卖了两个。我到镇上告状没人管。他们就恨的我不行，就想抬死我。99年6月19号，我到地里浇水，xxx兄弟（其中一个满门被杀）借口和我吵架，往我头上劈了三铁锹，我缝了几十针。要不是头硬早让他们劈死了。xxx（村支书）派人找我，要出钱私了，我不干。从那时起，我就起了杀心 了，本来准备今年三十晚上下手，那时都看春节晚会，能杀干净。6月19号，我把xxx （支书）和村会计叫来，让他们写贪污了多少，他们不干，这时外面有警笛声音（路过的警车），xx（会计）就气粗了，指着自己的脑门说‘文海，有本事朝这里打’。我就给他脑门上一枪，把他打死了。他还以为我不敢。没有办法，只能提前动手。
第一被告人胡文海依法定程序在最后陈述中说到：“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 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 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听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审判长急忙制止。
梁山好汉撒
附：生不逢时胡文海《中国经济时报》
假如胡文海们生活在若干年之后，中国已走上了依法治国的轨道，“执政为民”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朗朗乾坤绝不容欺良压善之辈恣意妄为，胡文海们也不致有冤无处伸。
这些天我常想起胡文海，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的村民，已于２００２年初被处决的那个杀人犯。有关他的情况载于去年初的《南风窗》杂志第２０８期。
他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６日晚上，一连杀了村支书等数家１４口。可是这个人大开杀戒之前家门上还挂着“社会治安模范户”的牌牌；他家每年有４—５万元的收入，在农村属小康。他何以堕入魔道如此穷凶极恶？在法庭审判的“最后陈述”时，他捧着自辩书朗读，仿佛劳模在作报告。他说：“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历任村干部贪污受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４００余万元被他们瓜分。４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足了我们冷眼与白眼……。我们到哪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他的话竟赢得旁听席上的热烈掌声。
这些天我常在想，是谁制造了胡文海这样毁己害人的悲剧，一个胡文海消灭了还有多少人可能做“胡文海”？
７月９日《中国青年报》“冰点”版报道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博士，３年来追踪调查湖南衡阳县农民“减负代表”彭荣俊等人的情形。彭荣俊、屈刚、�俗猩热艘笾葱兄醒胗胧±锏募醺何募蟠逦窆辉偕戏茫峁潜幌绱甯刹颗勾颉⑹局凇⒊遥械幕贡环ㄔ号辛诵讨两窆卦诶卫铩Ｍ宋榫伺砜∪僬庋暮鹤尤绻诜呒ぶ惺ダ碇牵痪褪怯忠桓觥昂暮！甭穑�
７月１２日西安《华商报》刊载了一张令人心悸的新闻照片；一个７０多岁的老人在咸阳市下属兴平市政府大院被３名市府保安打得大小便失禁，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昏迷８小时无人管……假如这个老人有儿子孙子，他们在暴怒之中什么干不出来呢？
今年７月下半月号的《南风窗》的《调查》专栏，披露了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大路乡塘下村的民选村委主任、５４岁的农妇余兰芳，为“村小学教学楼建成豆腐渣”、“村财务十几年未公开”等事由，几十次自费到乡、县、市、省反映无果后，多次进京上访，最终问题未解决，反被公安局逮回判处劳教一年半。她若是一个男人，会不会突然变成胡文海？
……
世上并无“天生杀人犯”。人是社会的动物，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什么样的社会因素造就了胡文海呢？
我并不欣赏胡文海。有位常讲“程序正义先于实质正义”的法学界朋友，有一天忽然很认真地对我说他赞成“个体复仇”，我嘲笑他读金庸小说走火入魔了。但是，我相信“胡文海”们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竭尽所能却未找到伸张正义的合法途径，“伤心”之下便“病狂”走了极端。
我在心底为之叹息生不逢时。
假如在数百年前，胡文海们是要被礼赞的草莽英雄。就像《水浒》中在张都监府滥杀了无辜还要在墙上留名的武松；就像《说唐》中的王世充，砍了仗势欺人的土豪恶霸水要的妻儿与家仆，还要豪气干云地题诗于壁。但那是野蛮的中世纪，复仇高于一切，人命贱如草。
假如在数十年前，胡文海们就像张学良的老爹张作霖，杀了仇人可以去投军，可以去落草（唐德刚著张学良“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中，张学良称其父不是为匪，而是干“保险”的，即“坐地分赃”收保护费），一旦功成名就无人问其出身。但那是乱世，强者为王，根本无法治可言。
假如胡文海们生活在若干年之后，中国已走上了依法治国的轨道，“执政为民”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朗朗乾坤绝不容欺良压善之辈恣意妄为，胡文海们也不致有冤无处伸。
可是，胡文海们偏偏生活在当下这个社会“转型期”，他们该怎么办呢？至少，应当像河南省焦作市的女工、曾任数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姚秀荣所说，“给（负屈衔冤的）老百姓一个哭的地方”吧？这样，才有真正的社会“稳定”，才有社会的发展。指望滥用权势“压倒一切”包括遭遇不公对待者的怨愤与反抗，则随时可能出现胡文海式同归于尽的反弹，没有谁是赢家。
可惜有些恃力者游釜巢幕而不知改弦易辙。
